明天就要回北京了，高兴。

在家感觉有点待不下去了。

上午去江边散步，看到小区里一楼住户在家门口种青菜（北方叫芥菜），大片大片的叶子绿光莹莹。听我妈说这些人是占用公共绿地种菜，非说家门口那片地就是她家的。还不断蚕食公共草坪，偷偷地多挖一点再多挖一点。

另外，业主委员会为了停车方便，提议稍稍拓宽道路，占用一点路边绿地。一楼种菜老太婆就不依了，四处串联，发动一楼其他住户闹，散布流言说业委会贪污。等到开会讨论时，老太婆闯进会场说：“哪个敢挖，我就要睡在地上，叫车从我身上碾过去！”此事遂流产。

我听了感觉很烦。不过理性告诉我，既然这种人难缠，那就随她去吧；种菜也算绿化吧；真是好笑，住着城里的房子，却还巴巴地想抠那几块菜钱；重点是，老家伙还能蹦哒几年呢？等她死了，我就不信她儿子还肯种青菜。

走上江堤，有个抱孩子的男人径直扔了一团塑料袋在路边的灌木丛，擦身而过时我说：“垃圾不要乱扔哦！”那人唯唯道：“好的。”我本能地想捡起来扔垃圾箱，又想应该叫他纠正自己的行为，便回头喊：“可以捡起来噻！”他已走远。

我妈赶紧警告我，说不要管这些，很危险，就算最后叫了警察，警察也不会管。还说上次有两个老太婆摘花，一个年轻女孩说了她们，老太婆就雄起（发火）了。

危险个屁啊！雄起又咋的，吵两句就吵两句，又不是打架；再说打架也未必是我们吃亏。

我妈又说那些人那么老了她改不掉的。

我说，我出声就是要让他们有所顾忌啊，不敢再大摇大摆。

不可再说下去，将要陷入毫无逻辑的辩论。我妈已经从眼前一件小事瞬间推到了极端情况。

想起我有一次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挂号，从凌晨起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突然一个壮汉插到我前面，后面的人闹他，他大大咧咧地说：“我就跟这儿排了！”妈逼的口水溅我脸上，我怂不敢出声，得感谢后面两个女生不依不饶（人家就不怕），保安才来把他请走了。那保安瘦瘦弱弱的还不及壮汉一半身量。看，恶势力不得不低头，有时候我所怕的只是纸老虎。

我当然知道自保，不招惹持刀扛枪的以及花臂大汉，说人的时候离远点不就行了。就算真的打一架，大不了受点伤啊，一般也不至于重伤、死人。说不定经此一役发现打架不就是那么回事，更加游刃有余了呢。

然后我只想回北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样呢？这些天无非听到些家长里短，而且在我看来都是针尖大的事罢了；人们闲得没事干，天天只好叨叨这些。不相干的人事也就罢了，今天说到我头上弄得我不舒服。

从北京到射洪，又从射洪到北京，好像金鱼从一个缸换到另一个缸。两缸水质不同，总要花点时间适应一下。

再想想，未必是北京这个地方真的更理性更现代，而是因为我们在家要跟老年人打交道，接受他们散发的落后能量。在北京则几乎不需要跟老年人接触，没人逼逼你该这样不该那样。

有一次跟朋友谈起与父母之间的思维差异，她说：“老年人都这样。”我说我妈还不算老，她说：“我把没逻辑的人统称老年人。”想想有道理。

如果你有所谓梦想，如果你想转行、改变现状，不要跟父母讨论，他们多半不会鼓励你而是吓唬你。现在流行说好好经营你的社交圈子，远离负能量的人，我以为对多数人来说，首先要远离的就是父母。精神上的远离。

比如我父母一开始焦虑我不工作，催促我找工作；还对我画画不以为然。不过我坚持我的做法，他们渐渐就接受了。加上我有病，搞不好会心情低落、吃不下饭，父母也就愿意让我做点自己高兴的事。他们还算不错了，愿意尽量理解我。

白天断断续续写这些的时候，妈妈在做饭。中午是丸子白萝卜汤，腌牦牛肉，热凉粉。晚上马不停蹄炖羊肉红萝卜；泡蘑菇炒蘑菇，一种红色的野菌子；炒豌豆尖，凌毓点名要吃，四川冬天的时令鲜蔬，北京不产，一份要卖三十块。

在家天天三菜一汤，到点饭“自己”就好了，衣服“自己”就干净了，连内裤都替我洗了。在家三餐吃得匀净，皮肤都越发白得发光了。在北京十顿里能做三顿就不错了，其他时候要么点外卖，要么延挨着干脆没有吃。

晚上妈妈又为我们准备明天路上吃的零食。腊猪耳朵细细切片，中间一根脆骨分明；橙子柚子豆腐干，凌毓爱吃；常温酸奶。还有生的熏野猪肉，给我们带回去煮肉粒饭的，交代我要先泡软洗净，煮二十分钟左右再捞出切丁煮饭，这样好熟且能撇去一部分油。

我没有保险，一直说要买商业保险一直拖延，裸奔两年了，妈妈说社区在卖一种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一年两百多块，拉着我去街道办分分钟搞定。得大病的时候能管用。我妈是急性人，母亲的爱从来不拖延。

赋闲兼结婚这一年里，越来越懂得亲人对我的恩。凌毓辛苦挣钱给我花，供我吃药，还要抱持我的各种情绪，天天提醒我吃饭，给我暖爪。

看到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也能感受到她的殷殷情意。

啊，老公和爸妈好爱我，我的存在有赖他们支持。这便是缘起，这便是众生对我的恩。我的新年目标就是按时三餐。

半夜凌毓请我给他揉脚底板，想到感恩，要对他好一点，就给揉了。

现在是2月4日八点多，坐在开往重庆的汽车上，要去重庆赶飞机。

有个乘客手机落在出租车上了，他联系上了出租车司机叫送来，不一会儿他拿着手机上车了。车上人问：“给了多少钱啊？”

“五块。”

众人又问：“他要多少？”

“他要十块。”

一车人都笑了。那人邻座大姐鄙视道：“人家大老远地给你送手机，你给人家十几二十块嘛。人家是跑生意挣钱的……”

我不喜欢吝啬鬼，四川话叫不耿直。那一刻又把这归因于地域，觉得小地方的人就是小器。

后来想想也未必是地域的原因，家乡也有耿直人，北京也有小器鬼，只是我自己关系好的圈子里人都大方罢了。我那个圈子比较同质，主要是不安分的北漂青年。北京还有很多相对循规蹈矩的人我也不认识嘛。

这么想总算不那么鄙视老家了。以前我不也觉得四川人好幽默好有趣吗。世事哪有那么绝对的，思维不要太二元对立就好了，和光同尘嘛。前面被老娘说了而不爽，但也能看到她爱我，给我做吃的，没有一味不高兴，这才是正见。好了我以后也不随便说人随地扔垃圾、路边尿尿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年轻一代慢慢就文明了，没看见现在大巴车都规范多了吗，更加注意安全了。

“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女工作人员上车挨个检查，末了回到车头，“驾驶员，承诺——”

“开慢点，不超员，不超车……”驾驶员声音圆滑得像涪江河边的鹅卵石。

“哎呀你是不是！……狗日手才热和。”

“这叫温暖！你龟儿缺爱……”

于是我们踏上了开往重庆的愉快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