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那一天，坐上了同一辆巴士，车是往东莞开的，车上那味儿让人难受至极，车上的人吐了一个又一个，有一个女生精神出奇的好，叽叽喳喳了十来个小时，她很漂亮，后来熟了，知道她体重只有76斤，朋友们叫她“三八”，我记忆深刻，可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然尔却轻松想起了“彭曙峰”这个名字。彭兄是个好哥们，我想不起来我们最初是怎么熟识的，他说他曾也在那个车上，但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对他的记忆，他是个老实人，比我大不了几岁，性格内敛沉稳，我们常在一起聊天，静静的聊天，他用亲身经历跟我讲生活的不易，劝我要认真。那时的我对生活只有美好的印象，或许谈不上生活，自然是无法理解的，时常伴有亢奋的辨论，但我们还是常在一起聊天，关系渐好，聊得多了，他说就欣赏我看轻生活的状态，喜欢感受我自信未来的气息。其实，我更愿意靠近他，他包容我那时的稚嫩，帮助我认清我们那个层次的人在当时社会的真实现状，却又小心的维护着我原有的状态。彭兄之前的故事不美好，他的天是阴天，云是淡黑的，他说他要努力。相比之下我的天应该是蔚蓝的，云应该是净白的，没有理由不努力。次年，我离开了东莞，在深圳安定下来后回去聚了一次，后来突然手机打不通，再也找不到人了。
那一年，那一天，我们静静的排成了一排，男生站右边，女生站左边，从中间开始由矮到高的排列，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排列，可能是有几个老同事是矮个子吧！我是男生中最高的，她是女生中最高的。我们常会伸出脑袋看一下对方，但这次我们看对方的时间选择了同一秒，我表现得有些慌乱，她倒显得很大方。随后有共事的大姐开我玩笑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就是她。她叫胡群花，后来我叫她花姐，其实她比我小3天，因为与她一起的两个女孩都叫她花姐，大家喜欢喊两个字的名字，“群花”叫起来有些不上口，“花姐”就成了她的名子。我们没有谈朋友，就是喜欢一起玩，喜欢排队的时候看一眼对方。她们三姐妹是重庆人，花姐美丽大方，又总是一脸柔和的笑容，让我思念到如今；刘江红喜欢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她父母早出打工，印象较深的是她与弟弟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巷子口玩风车；赵燕是个聪明又洒脱的女孩，但性格很倔强，明明比我小又是女生，在工作上却老是受她的关照，我只能以教她溜冰作为回报了。但这家伙有时也挺坏的，欺负我羞涩，喜欢拿花姐开我玩笑，因花姐比我小三天，她老说花姐是我的小三，弄得落落大方的花姐也慌乱了。就这么开心的欢送掉了一段时光，我们相处得越发尴尬了，很快我们就各自离开了，回想起来还是能感受到那一次次的酸楚。
那一年，那一天，我撕下了一张贴在南头古城南门上的一张房屋出租广告，我通过电话的指引来到了南兴街21号503室，那是一个两室一厅，一个房间是空的，很干净，显然是有人收拾过的，另一个房间很小，除了一个小书桌，一把椅子，一张床，就只有一个长有絡腮胡子的小青年。与他交谈中知道我们是老乡，巧的是他还是我高中时的学长。那时流行一首歌叫《兄弟》，于是我们熟悉得特别快。他叫王易学，喜欢写毛笔字，吹笛子，喜欢任贤齐的歌，特别是《兄弟》，我也喜欢这首歌，后来我唱得比他好，但他的笛声更好听，字写得也好。受他的影响，我也练毛笔、也买了笛子，但没多久就撂下了。王兄弟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本就好静，我住进来之前他一般是自误自乐，我来之后向他学习，与他互动，很快他就成文豪了，开始写诗歌了，还别说他还是有些功底的，悠扬的笛声中掺伴几句诗歌把我佩服得不行。他很上进，遇到他时他成人自考过7科了，修的是中山大学中文专业。在益友的影响下我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我们做了一年的室友，他伴我过了3科，我还会用吉它弹几首曲子，只是直到他去了上海我们一直也没合作过一首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