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10月的一天，我到人民北路建行办事，我取的号是47号，此时才办到17号，我便坐下来等。旁边是一位老婆婆，这位婆婆年岁比较大，一看就知道她家境清寒，日子过得一定比较艰难，老婆婆是49号。

老婆婆先开口说：人很多。

我说：我是47号，先你两个号，老人家高寿？

她回答：84岁了，去年老伴去世，老伴单位每月给我发200元生活费。

我问：您应该有低保呀，儿女也要给点生活费吧。

她说：老伴单位发了生活费，就没有低保了，老伴没生育，那时候，我要跟他离婚，他硬是不干。

我说：这200元不够花销的呀，现在物价这么高，你老伴在世时，应该有点积蓄。

老婆婆：他收入低的很，有那么一点。

我问：你有房子住吗。

她答：有住处，国家不收租金，但要交水电气费。

老婆婆身体硬朗，黑瘦很精干，走路稳稳当当，一点没有老态龙钟之状，眼清耳聪，一位挺讨人喜欢的老人。

我问：家住哪里？

她答：在肖家村4栋1号，你来耍嘛，屋头没有其他人。

我回答：好的。

老婆婆还告诉我：我为共产党干了30年，没拿一分钱。

我有点好奇，问道：干什么？

老婆婆答：为街道办事处召集居民开会，找人搞活动等事情，干了30年我不想干了，已经停了两年，后来办事处的人又叫我干，每月给五十元跑路费。

怪不得老太太精神矍铄，原来她是一位腿脚闲不住的热心肠的人。

我和婆婆办完事，走出银行分手，我望着老婆婆远去的身影，她一定是一位历经过苦难的沧桑老人。她有丈夫单位给她的两百元生活费，政府为什么要取消她的低保呢，如果每月发点补贴，哪怕百把元也好呀。

我想我会去看她的，给她买些东西，送点现金。

过了十来天，我买了些食品去看老婆婆。我找到了老婆婆的住所：肖家村一巷4栋1号，其实应该是付1号才对，因为只是一间紧靠4栋的9平米简陋平房，与4栋不是一体。老人家腿脚利落，屋子里收拾的干净整洁。我和老人家坐在一长沙发上，听她述说她坎坷不平的一生：

她是乐至人，五岁时母亲去世，14岁被送到成都一家姓王的人家，可能时间不长就做了王的老婆，生了儿子。儿子生下来没几天，民国28年9月，她丈夫出门出售货物，遇上日本人投炸弹，当时人都冲散了，她丈夫再没回来。

后来她将才生下几天的、也是她唯一的儿子送给一个拉黄包车车夫家庭，送出去的第二天她去看儿子，那家人已经搬走，从此杳无音信。一晃70年的岁月流逝，她仍心怀能与儿子相逢。解放后，她与一位姓钟的建筑工人结婚，那男人没有生育，老婆婆说他只有一个睾丸，有一个萎缩，钟老头前年癌症去世。和钟老头结婚后，她并未获得幸福，有几年钟老头不给 她一分钱，老婆婆只好以割青草为生，那个年代（大概六、七十年代）金花街有一个养马场，她将割的青草送到养马场，换取生活费。和钟老头结婚后，周围的人便叫她钟婆婆了。

钟婆婆说她在金花街居住了30年，原来那里还有一处居所，大概9平方米，钟老头在70年代提出卖掉那所房子，钟婆婆不肯，老头坚持以3百元卖给了他的侄儿。后来府南河改造，那3百元的房子在搬迁范围，钟老头的侄儿因此获得了一套房子的赔偿。

后来得知，钟老头的侄孙儿也是要来关照一下钟婆婆的，侄孙儿每月给钟婆婆一百多元生活费，她还是有几千元存款，每月有将近四百元的收入，还算是老有依吧。怪不得我给老人家钱，她死活不要，很自立的一位老人。大概过了一两年肖家村拆迁，估计钟婆婆也得到了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