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天坤

写在前面的话：

毋庸置疑，每个职场人都会面临种种选择，也将经受举棋不定、四顾茫然的痛苦。

收入低的痛苦，收入高的也痛苦；工作太累的痛苦，工作太闲的也痛苦。

只不过天性使得我们更关注自我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很难体会到他人的痛苦罢了。

然而，他人走过的路，他人正在遭遇的苦乐悲喜，能够让我们从中借鉴，受到启发。

本文故事中的主人公大N就是一个典型。

PS：本文旨在通过剖析这一典型咨询个案带给大家一些启发，所涉人物及其关键信息均已进行了加工处理。

一、

今年38岁的大N声音洪亮，讲起事情来逻辑清晰、结构严谨。

他本科在安徽的一所普通大学读工商管理，四年生活普普通通，没有留下多少回忆。

大学毕业后，他辗转在几家小公司，做过四年多基层销售，却很难适应完全无序的竞争环境，整个人越来越失去自信和动力；他不想再浑浑噩噩地度日，于是下定决心考研，终于顺利考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企业管理。

有了以前的教训，这次他目的明确：顺利毕业，力争进到知名的大公司，给未来一个高起点。

三年里，他高度自律，学习、写论文、找实习，一切井井有条又富有成效，毕业时顺利入职了上海的一家世界500强的快消品公司从事市场营销，并在短短两年内两次晋升；入职第五年时，他已经成为了公司新成立的部门总监，年薪50万以上，还不包括年终奖，可谓事业顺风顺水。

不过有一件麻烦事：在他读研期间，家人和他自己都感到年龄不小了，于是他就在研二那一年在合肥买房成家了，为了不影响学业，他把父母从农村接到了合肥，一家人在一起也好相互照应。

在他刚入职500强公司时，打算先做个两三年再考虑是举家迁到外地还是返回合肥，就这样他跟家人两地分离，每月回家两次，平日里就是视频通话，以解相思之苦，一干就是八年。

虽然他的职位和薪水都不断上升，可是两地分居的痛苦让他越来越难以承受。

他跟我说，现在他最大的困惑是：现年38岁的他，由于要孩子较晚，老大今年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感觉整个家庭都在盼着团聚。

举家迁到上海吗？

老人和妻子都不愿意搬迁，再说以他的收入想在上海买房依然有很大压力；

另外当初买的房子学区很好，老大将要上小学了，这时再变动对孩子教育不利。

反复权衡之下，最现实的方案就是他返回合肥。

可是当他打听合肥的职业机会时，发现并没有多少机会。

他也寻找过猎头，得到的反馈并不如意：要么给的职位不高，年薪也就20万左右，跟他现在的收入相比落差太大，他难以接受；要么年薪达到40万左右的职位（如副总经理、总经理）他也够不着，他的行业资历、经验和能力上并不匹配。

他自己也试着往一些高端职位投过简历，可是却全部石沉大海，这让他心里越来越慌。

还有一点很无奈：他今年已经38岁了，是一个结结实实的职场老人了，再想跳槽转型就不像大学刚毕业那会儿那么容易了。

怎么办？

难道回合肥生活，就真的要无奈接受大幅降薪、屈就一些低级职位吗？

二、

大N遇到的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想要家庭团员和美，又想要事业兴旺发达（关键是要能赚到高薪），可是在种种现实约束之下他却很难平衡。

这是我们第一眼能得出的判断。

我问他：一定要会合肥吗？

他说：是的，我父母、妻子、孩子都在合肥，我必须得回合肥。

——这一步很关键，我们必须逐一明确一些硬性约束，才能更高效地达成决策目标。

当然，从他的回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家庭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后面的职业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标准。

我再问：大概什么时候就必须要回到合肥了呢？

答：大概一年内吧！

——这是为了明确决策的时间底限，作用在于能够聚焦原先零散的思考，增强紧迫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寻找最为满意的解决方案。

我问：既然这样，那么您期待的理想职业是哪些呢？它必须满足什么标准和条件呢？

在咨询过程中，这个问题我问了三次，我发现每一次他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及薪酬，“我希望年薪能够不低于50万，这样能够让我们全家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

我问：还有其他标准吗？他说：只要能够拿到高薪，自己胜任的就行，什么行业无所谓。

听着微信那一端的他如此坚持要高薪，我知道或许应该帮他打开一些思路了。

三、

从本质上来说，薪酬是员工为企业提供所需的劳动、作出企业要求的贡献所获得的物质回报，服从“多劳多得”的基本公正法则。

作为刚开始参加工作三五年的职场新人，抱着上班挣钱的“打工心态”没有问题，它会让我们将关注点放在工作上（准确地说，是放在可能带给我们想要的薪酬回报的工作职位与职责任务上），于是，怎样寻找到更能带来想要价值回报的工作机会，并凭借着自身的学历、知识、技能、经验等条件入职并顺利地留下来，就成了职场新人的重中之重。

这一阶段一般会持续十年八年甚至更久，有时候甚至会持续一生，直到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呢？

就是当我们忽然有一天意识到自己所得仅仅是自己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时，我们的头脑会开一个缝：凭什么我贡献这么大，却只能拿这么一点回报呢？

于是，顺着这个思路走，就会从关注交易型劳动转变为关注生意型劳动。

所谓交易型劳动就是员工通过付出智力和体力，在某个企业的整体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一个岗位上从事的相对单纯的劳动。

这种劳动由于工作过程、工作要求、结果产出、绩效薪酬等都相对明确，所以往往很容易把控，比如一般企业里的大多数岗位：因为交易性质明确，所以员工的期待也不会很高；做到什么岗位，能拿到多高的薪资待遇，员工和企业双方都有着比较稳定而明确的预期。

所谓生意型劳动就是老板们、合伙人、股东们从事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本质是基于机会和风险的冒险活动：如果对市场上隐藏着的商业机会看得准，运营和管理系统搭建得快速而高效，外加风险把控得好，就可能获得巨额回报；反之，也有可能亏本。

不难理解，这种“生意心态”完全不同于前面的“打工心态”，想要从事生意型劳动并取得成功，对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也跟交易型劳动不可相提并论。

通俗地说，咱不能仅看着老板们每年的巨额利润眼馋，也得明白利润背后的逻辑与道理，认真想想自己愿不愿、能不能从从事交易型劳动的打工仔过渡到从事生意型劳动的老板。

生意型劳动却与交易型劳动有着质的区别，可以用一个类比加以理解：交易型劳动过程中，老板们高高在上，而从事交易型劳动的员工们则只需要也只能够被动响应老板们的要求；而生意型劳动过程中，大家彼此心态平等，琢磨的是未来，看重的是可能。

四、

当我把这两个概念解释给他听时，大N却满满的无奈：尽管工作这么多年来他的职位和薪酬都在不断上涨，目前的工作也是他感兴趣的，但是他也发现了这份工作最大的弊端——由于公司实力强大，所以往往只跟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客户合作，这对于公司是好事，可对他就不一定了。

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了八年多，他仔细想了又想，意识到自己认识的基本都是本行业里的人，且大都在上海周边，致使他的人际交往面单一且狭窄，合肥这边几乎就不认识什么人，更别提什么有能量的贵人了；而如果自己做生意，又不知道能做什么项目，因为以前这方面就从来没考虑过。

如果他要回到合肥重新开始职业生涯，且想要从交易型劳动转到生意型劳动，我建议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转变：

首先，需要从观念上深刻地认识到职场的一条基本规律。

那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一个打工的人的价值创造能力并不一定如己所愿地不断增长，反倒是可能受限于公司老板的用人理念和经营理念、复杂的公司政治和明暗规则约束，使得越干越没劲，钱赚不到多少，心情也搞得很不好。

想要维持高收入的想法没问题，但是与其在现在打工的坑里挣扎（哪怕是做高管拿年薪），不如早日跳出“打工心态”，迈向“生意心态”、“投资心态”，早早为自己的未来事业（不是职业）打算，早日开辟第二战场，绽放事业第二春。

其次，与其想着应聘到哪家公司里接着打工，我更建议他通过瞅准并抓住一些商业机会。

比如，加入一个未来大有希望的创业团队，成为创始成员，与合伙人们一起肩并肩面向市场，在未来赚股份的钱而不是赚那份工资的钱。

最后，交易型劳动更多的是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生意型劳动则必须有见识、有眼光、有资源、有人脉，这些从哪里来？

如果经过审慎地自我剖析，发现自己尚不具备这些要素，但却想要往这条路上走，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加入到相关的圈子，如职业经理人、老板们的一些非正式组织，甚至是借由一些商会、同学会（比如MBA、EMBA同学会），甚至投资人俱乐部等等，借助他人的眼光和见识来打开自己原先封闭的世界。

以上。

作者简介：徐天坤，男，1979年生人，职业生涯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高校管理学资深讲师，“璃语职美人”战略合作伙伴和原创作者。2017年取得新精英生涯规划师认证，并参加了金树人老师职业生涯工作坊、郭昭良老师认知行为疗法工作坊、贾杰老师职业生涯综合技能工作坊等学习。个人积累咨询个案近160例，擅长结合个人情况、从行业、社会、家庭、心理等多维度进行综合理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