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是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的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凌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凌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的道一声:“秩序不在我的范围内。”饭，几乎忘了吃，他贪的是精神粮食；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为它打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