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传承，在于存养家族的心体。得其下者是传下家财。得其中者是传下家业，能培养出继承人。得其上者是传下家风、家学、家族文化，传下正确运用才智的能力，传下良知良能，心之明镜，从自己开始，不仅是存养自己的心体，更要一代代存养家族的心体。
【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名物度数，名物，这是什么东西，叫什么名字；度数，有什么用处，怎么用，什么礼俗规矩。孔子入太庙，每事问，问的就是名物度数。比如你吃法式大餐，有几把叉子，几把餐刀，每把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用，开始时怎么摆放，吃完怎么摆放，有什么仪节注意事项，这也是名物度数。有的人就熟悉各种名物度数。陆澄这就问：“世间万事万物，各种名物度数，要不要都预先讲求学习呢？”
王阳明回答说：“你哪里预先学得了那么多！人只要存养成就自己的心体，则应事接物，应用就在其中，现学来得及。只要你存养心体，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没有什么做得不恰当的。”
比如英国女王请你吃饭，你对那些宫廷礼仪不懂，跟着走就是，或者问一问，即便是错了两步，也是发而中节的，你不会用刀叉，她还不会用筷子呢！或者观察一下别人，像林黛玉刚进大观园，喝茶时看别人是先漱口，她也把第一杯茶吐了就是。你自己自信，就没有人会笑话你。
“相反，你如果没有自己心体之正，预先去学了世上很多名物度数，跟自己毫不相干，只是装点门面，还占用大脑内存。无非是多些夸夸其谈的谈资，事到临头，还是一点作用也不起。
“当然，也不是一点名物度数都不讲求，只是要懂得《大学》里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要知道什么是根本，知道何者为先，何者为后，，这就接近得道了。”
又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能去成就自己，才能有所作为。比如夔之于音乐，稷之于耕种，那是他的天资本性，就适合做这样的工作。能成就他的，也是他的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都是从天理上发出来，然后才叫才干。
“如果到了天理上精纯无比的地步，就能达到‘不器’，不为具体的才能所束缚，让夔和稷互换一下工作，他们也都能够做好！”
又说：“像《中庸》说的：‘身处富贵就做富贵者该做的事，身处患难就做患难时该做的事。’这也是不器，没有被一个具体的名物度数的框框框住，这也是只有心体中正这能够做到。”
王阳明说的“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这还是讲良知良能，用笛卡尔的话说，叫“正确的运用才智。”笛卡尔也讲良知，在他的名著《谈谈方法》里，开篇第一个词就是良知：
“良知（le bon sens），是人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良知……这倒正好证明，那种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和理性的东西，本来就是人人均等的；我们的意见之所以分歧，并不是因为有的人理性多些，有些人理性少些，而只是由于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所考察的对象不是一回事。因为单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的运用才智。”
君子不器，物来心照，关键在于致良知，在于正确的运用才智，在于时刻擦亮自己的心之明镜。
【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如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时先生在塘边坐，旁有井，故以之喻学云。】
这一天，王阳明坐在一个水塘边，旁边又有一口井，他有感而发，说：“与其拥有一塘有数顷之大却无源头的水，不如有一口只有数尺深而有源头的井，因为有源头，才能永续无穷。”
王阳明这是讲学问，比如你学得很多很多的名物度数，那也是有限，出了这个范围，你又不会了，唯有存养心体，致良知，懂得正确有效的运用才智，则物来心照，来什么就马上会什么。
学问如此，物质财富也是如此，家有斗金不如日进分文，所谓“财务自由”，不是我钱足够多了，这辈子都够用了，而是我自信自己有持续赚钱的能力，三十年后，五十年后，甚至传给儿子孙子，这家业我也有自信，那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
君子两手空空，也能经天纬地；家族富可敌国，也不够一个败家子折腾。
传什么给子孙，传数顷无源之塘水，是传下家财；传数尺有源之井水，是传下家业。传家财、家业，都不够，要传下家风、家学、家族文化，传下正确运用才智的能力，传下良知良能，心之明镜。是为存养家族的心体。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