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找到姐姐,说不定我的病会好起来。”
16岁的黄国义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对来访的记者这么说,他的母亲在旁边哽咽着。 听过黄家的故事的人都会深感不可思议:这个普通的家庭怎么会同时降临这么多厄运?
黄国义的父亲七年前因车祸去世,妹妹黄佩芬在1993年中秋节失踪,他们立即报案,但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1994年,刚上建国中学一年级的黄国义才发现自己得了肝癌,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 彻底的绝望,重创了相依为命的母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失踪近一年的黄佩芬,重逢!
屋漏偏逢连夜雨
1993年9月30日,这一天是中秋节,应该是满月人们团聚的时候。 月亮升起之前,第三国女孩黄佩芬去了西宁南路的朱同学家,准备和三五个朋友去西门町的冰宫溜冰。 坐了半天,黄佩芬说,别人可能误以为是朱姓同学家开的花店。 她和朱同学打着伞去花店,朱同学拿着伞去接李同学。
然而,当他们回到花店时,黄佩芬却不见了。
一个 14 岁或 15 岁的女孩会消失在哪里? 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被问到其他人 1116 次。 因为截至1994年5月21日,有1116名失踪学生被教育部教委列入“全国中小辍学学生控制系统”的计算机档案。 文件。 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失踪? 有各种原因。 有的人辍学回家,带着歌舞团或卖膏药的人四处走动,但有的人就是无缘无故消失了,找不到了,就像1116人中的黄佩芬一样。
虽然黄佩芬的母亲和兄弟在失踪时报案,但向警方报案,黄佩芬只是1116人中的一员。 不是他们不同情这个女孩,而是他们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报警很久了。 寻找失踪的人。 民警苦苦搜寻了一会,却没有任何线索,少女消失了许久。 警方曾告诉黄佩芬的家人,她应该是乔家的人。 毕竟花店门前就有公交车站。 没有太多的性爱。
上门了? 还是被坏人带走? 不管是什么原因,生死攸关,黄佩芬永远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 黄佩芬的失踪跟着1116人沉默了许久。 大哥黄国义不幸身患重病,家人向媒体发出绝望的呼喊。
黄佩芬照片
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唤不回已逝的年轻生命
回家! 妹妹! 1994年7月,一张瘦小男孩躺在病床上接受记者采访的震撼照片被拍成照片登在报纸上。 一时之间,除了家人和警方外,无人理会的黄佩芬失踪,顿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就连时任特首连战、台北市长黄大洲也亲自下令警方动员民众。 这个家庭的故事如此悲惨,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同情。 黄家的电话线被关切的电话淹没了。 许多人打电话要求提供家庭疗法治疗癌症,有些人甚至自愿将自己的肝脏捐赠给黄国义。 黄佩芬的妈妈只好通过报纸要求热心的人少打电话,保持线路占线,让黄佩芬的消息有机会回家。
可惜此时他们并不知道,黄佩芬早就在那儿,冷冷地等待着鉴定。
1993年10月24日,木栅老泉路工业路附近,有人发现一具衣着完整但尸体严重腐烂的女子尸体。 经过起诉和法医鉴定,由于无法确认女尸的身份,只好将其作为匿名尸体处理。 它先是停在第二家殡仪馆,然后安葬在福德公墓。 遗物留在文山分局刑科。
这个女人穿着成年女性的衣服,身体已经严重腐烂。 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这会是失踪少女的尸体。 不过,正在积极调查身份不明女尸案的督察黄国豪却收到了关于黄佩芬失踪案调查的专刊。 里面的衣服和描述让他发现与木栅不明尸体相符,并通知黄佩芬的母亲鉴定遗物。 这具无名女尸的手表被认定为黄佩芬所有。 因为那天她穿着妈妈的衣服,所以被误认为是成年女性,而且因为木栅山的潮湿和虫蚁,这具尸体腐烂的速度看起来像是死了两三个月。 ,而人们无从得知。 她只死了两三个星期,这进一步推迟了身份识别。
鉴定的那天正好是 1994 年 9 月 30 日,也就是黄佩芬失踪一年后。 整整一年后,女孩终于能够回到她的家人身边,但以他们最悲痛的方式。 由于时间的流逝,身体已经严重腐化。 就算是请了知名法医杨日松去调查,很多证据都已经丢失了。 黄佩芬的死因很难确定,也无法确定她生前是否被性侵。
一个初中女生去台北市中心朋友家开花店,等着去西门町溜冰,怎么会变成木栅荒郊的无名尸体? 无论你怎么想,它都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黄家伤心欲绝的母亲和兄弟没有别的愿望。 他们只希望姐姐的死能够破案,找出杀害她的真凶。
完美符合「嫌犯形象」之人,就在失踪现场?
最后一次见到黄佩芬的地方是西宁南路一位同学的父亲开的花店。 花店的老板名叫朱家路。 由于黄佩芬的失踪就在他的店里,所以在找到黄佩芬的尸体并要求他审问之前,调查这起谋杀案的警察早就盯上了他。 一年前,朱嘉璐也分不清自己在哪里,甚至还对警察大喊大叫。
咆哮是没有用的,只会加深警方对他的怀疑。 更何况,警方还在他家花店里不断发现更多莫名其妙的证据。 在他的住所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皮包和一把蝴蝶刀。 包的主人声称是她偷的,蝴蝶刀足以让朱嘉璐以枪械、弹药和刀具管制条例的罪名被移送台北地方检察厅调查。 此外,警方还发现了一对旱冰鞋,黄佩芬的母亲认定这是她女儿的财产,但这与朱家路二女儿声称拥有她并借给黄佩芬的说法相矛盾。 完全相同的。
至于朱嘉璐自己的行为,更让人难以摆脱对他的异样目光。 黄佩芬生前被他残忍杀害了吗? 它仍在调查中,但假设她是受害者,她不是第一个。 据报道,朱嘉璐女儿的多位同学都曾指称受到朱嘉璐的性骚扰。 另一名自称在花店工作过的女孩讲述了一段更恐怖的经历:朱嘉璐自称教她开车,带她去木栅山,然后开始“上车下车”。 惊恐的女子被他亲了亲脸颊,百般挣扎后,终于逃到了山上一户人家,在张姓茶农的帮助下,骑着摩托车逃下了山。 在此过程中,朱家路也开车去追,直到女子看到警车,故意找警察说话,让朱家路打消了追踪的念头。
朱嘉璐反驳该女子的说法,只是因为对方不是农民工,而是花店的常客; 而他只是吻了她,并没有不雅。 这等于承认了该女子所说的事件确实存在,而该女子求助的张姓茶农也出面证实了该事件,并指认了朱嘉璐。 巧合的是,该女子被带走的木栅山,正是黄佩芬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检察官一步步逼近朱家路,似乎只缺了一些关键证据,就要抓到他了。
于是,他们紧急逮捕了朱家路。 事后看来,这个动作被证明有点过于自信了。
证据很多,却不足以将军
朱嘉璐被捕后,他的两个女儿在检察官的“开导”下,分享了他们保存的信息。 朱嘉禄原本声称,黄佩芬失踪当天上午10点50分,他就一直在花店; 但大女儿黄佩芬的同学说,他来找黄佩芬的时候,也在花店里。 我没有看到我的父亲。 下午1点有人打电话给花店,但无人接听。 直到下午 4:00,我才再次见到我的父亲。
除了女儿的证词外,目击者也陆续出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朱家鲁带黄佩芬前往木栅山的疑似命案现场。 第一个是一个姓林的人。 他说,看到尸体现场附近的山路上停着一辆车,旁边是一名“卧着女学生”,他认定这辆车就是朱家路的车。 第二个是张姓出租车司机(曾被记者误写为张),他声称自己在1993年中秋节开车穿越木栅山时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停在旁边 的路。 忍不住看了一眼,被车里的男人骂了一顿,“你在看什么?” 姓张的司机也表示,该女子曾向他求救,却被朱嘉禄拦下。
有了这些目击证人的证词,警方更有把握攻破朱家路的心防,还在他的车内发现了玻璃碎片,疑似是黄佩芬戴的手表碎片。 种种证据几乎把朱嘉禄逼到了死胡同。 有一次,他表现出放弃的迹象,告诉警方他之前的供词“都是捏造的”。 “去查明谋杀的真相,”他告诉检察官。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坚决否认自己与此案有牵连。 与证人对质时,场面火爆,他大声斥责证人胡说八道。
朱嘉璐确实没有绝望,因为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警察,其实都比他还着急。 早在他们决定紧急逮捕朱嘉璐的那一刻,媒体和舆论就质疑公诉人所掌握的证据都是旁证,不能定罪朱嘉璐。 怀疑的声音来自一些知道这起谋杀案的警察。 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如此大的行动,冒了很高的风险。 唯一能扭转侦查人员的,就是利用这些情况,突破朱嘉璐的防线,但结果表明,这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无罪的结果,无言的结局
朱嘉璐是黄佩芬的凶手吗? 作为一个有普通常识的村民,我肯定是根据之前情况的证据确定了答案。 而朱嘉禄本人也曾提出“认罪交涉”,声称愿意承认过失致人死亡罪,但不愿说出案情。 主管检察官黄全禄对此坚决拒绝,坚持以杀人罪起诉朱嘉禄,要求判处死刑。
检方看似对此案颇有信心,但当案子真的传到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时,证据不足的问题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陷入了意想不到的格局。
朱嘉璐获得不在场证明,称案发当天下午睡在花店,女儿和同学都证实了这一证词,似乎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由于法官承认他睡在西宁南路的一家花店,他否认证人声称同时在一个小时车程外的木栅山见过他的可能性。 更为严重的是,作证的张姓出租车司机在测谎时也被发现撒谎,大大降低了证词的可靠性。
此外,车上发现的玻璃碎片经工研院工业材料研究所鉴定,也证实与黄佩芬手表的玻璃表面成分不符。 车上的头发与黄佩芬的头发不具有相同的特征,不能证明黄佩芬在朱家路开过车。
既然不能证明黄佩芬在朱家路的车上,更不能证明朱家路离开了花店,黄佩芬在木栅山的惨死也不能证明是朱家路之手。 台北地方法院因此在谋杀案中宣判朱嘉禄无罪。 尽管控方不服法院只接受朱家女儿的证词并提起上诉,但仍未能推翻原判。
司法必须公平,而命运并不公平
没有人可以为黄佩芬的死负责任。 朱嘉禄是凶手吗? 还是凶手是别人? 现在很难知道真相,对于遇难者家属、调查人员和广大民众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结局。 然而,失望就是失望。 如果法院选择根据案情的证据来定罪朱嘉璐,将会造成无穷无尽的麻烦。 我们不敢说他一定是真凶,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司法系统只能以无罪推定的方式处理。
如果黄佩芬能够在失踪的那一刻,更快地找到和辨认出来,能够找到的证据就会更加完整,凶杀案的真相也可以为她揭开。 更何况,如果在被带上山杀她之前,能得到好心人的帮助,这一切的悲剧就根本不会发生……所有的幻想都只是感叹现实的不公和悲伤。 如果人生没有如果,只能抱怨命运对世界的残酷和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