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九年前的一桩往事，如今想起来仍让我心有余悸。
九年前的那个春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早晨六点半，我们照常起床，去叫醒喜欢睡懒觉的女儿。女儿读高三了，成绩不太理想，但我们还是希望她能多用点功，争取在高考时尽量多打点分。
磨蹭了半天之后，她总算起来了。但状况与往常大不一样，她突然感到头昏脑胀，天旋地转，同时伴有心慌作呕，早晨吃的东西全吐掉了。我们以为她犯了感冒，连忙送她到医务室，给她打了一针，就让她上学去了。
中午回来，她仍然感到不舒服，医务室的医生给她作了详细的检查，体温是正常的，也不咳嗽，医生以为是肠胃出了问题，于是从下午开始打点滴。当晚稍有好转，脸色红润了些，精神似乎也好了许多，我们以为没什么大事了。却不料第二天早晨起来，她头晕的毛病依然如故，并且比昨天还要厉害。
女儿的体质虽然不是很好，但抵抗能力还是可以的。她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感冒，也不过是发发烧，咳嗽两声，打两天针就好了。但这次的情形却明显不同，特别是从气色来看，很不好，面容憔悴，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给人一种大病临头的感觉。我和她妈妈不敢大意，连忙向老师请了假，赶紧带她到市中心医院看病。
为了尽量不影响女儿的学习，我们早早地来到了中心医院门诊部，挂了神经内科的头号。但是等到近9点钟，医生才过来，说是到住院部查房去了。这位医生看上去50来岁的样子，个头不高，微胖，派头很足。他一过来就给我女儿看病，简单地询问了病情之后，便叫她躺下来检查头部，又在脚板上敲了几下，随即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说：
“你妹子的脑袋有问题，要住院”。
听到“要住院”三个字，我一下子懵了：没想到她的病竟会有这么严重，居然还要住院！有病要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她只有四个月就要高考了，尽管成绩不怎么好，毕竟也是十年寒窗，加之明年高考文理不分科，复读希望渺茫，如果耽误了今年的高考，我简直不知道她该怎么办。于是我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
“医生，我女儿是高三学生，很快就要高考了，能不能……”。
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方案？让她既能治病又不致于过多地影响她的学习。
我的话还没说完，那位医生就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对我说：
“这没办法，你小孩的病很重，很可能是病毒性脑炎，非住院不可。你是要命还是要高考啊？”
听他这么一讲，我无话可说了——当然是生命要紧哪！既然医生说得这么严重，我们做家长的还能怎么样呢。看来女儿将要遭受她有生以来最严重也是最残酷的命运挑战，她的前途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和她妈妈不敢怠慢，从门诊部出来就带着她直奔住院部。一路上，她哭哭啼啼，不想住院，但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安慰她，要她别着急，先治好病再说。此时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感到一种前所未有孤独和无助。
住院部的护士们倒是很热情，尽管病床紧张，她们还是很快在走廊上架了一张临时病床。我赶紧交了钱，办理了住院手续。一会儿，来了一位年青医生，圆圆的脸，个头不高，但很精神，我看了他的工牌，他姓谢，名字叫谢宁。他见我女儿一直在哭，便过来安慰她，并耐心地询问她的病情。他一直面带微笑，态度很温和，还不时跟我女儿说说笑话，以舒缓她紧张的情绪。跟那位门诊医生冷冰冰的态度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把我女儿带到病床边，让她躺下来认真仔细地检查着。当完成了所有的检查之后，只见他摇了摇头，轻轻地说了声：“不象！”这时我心头一惊，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我在心里祈祷，但愿女儿的病情不会是那位门诊医生说的那么严重。过了一会，他似乎下意识地咬了咬牙，然后冲我女儿嘿嘿一笑，对她说：
“小姑娘，想不想住院？”
“不想！”女儿忙不迭回答：
“好，那你就上学去吧，不要住院了。”
说完，他便转过脸对我和她妈妈说：“你女儿的症状跟病毒性脑炎不搭边，可能是没休息好，精神紧张，又加之有些感冒，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需要住院，我给你们开些药回去打就行了，你们去办退院手续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头一热，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好象一个判了死刑的人被突然宣布无罪释放一样，那种从紧张无助到释然欣幸的情感经历，真象做了一场梦。
接下来，谢医生给我们开了退院证明，还开了一些药，并叮嘱我们这段时间要注意观察，让她好好休息，精神放松一点，也许对缓解病情有好处。我们连连点头，并很快办理了退院手续。从住院到退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然而，这一个小时的经历，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说，仿佛是一场生死考验。试想，如果不是碰上谢宁这样医德高尚的好医生，不是他顶着被那位门诊老医生训斥的风险把我们从医院放了出来，那么我女儿也许就得长时间不明不白地住在医院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花了钱不上算，还将带来两个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她的高考就会泡汤，十年寒窗将付诸东流；二是将落得个曾经患过脑膜炎的名声，这可是个人们谈之色变的病，一旦沾上，女儿将永远背着这脑膜炎病史的心理包袱，并因此而被人瞧不起。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想到这一层，就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好险啊！差点上了那门诊医生的当，搭帮好心的谢医生，让我的女儿躲过了这一劫！
从住院部出来，我们按照谢医生开的处方取了药（其实也就是治感冒的病毒唑和一些能量药），当天上午就到医务室打了一次。晚上，我们没有要女儿去学校上晚自习，而是让她在家里休息，看看电视，聊聊天。也许是精神放松了，又加之白天输了一些营养药，她的状况渐见好转，脸色也红润多了。见此情景，我和她妈妈都很高兴，同时对谢医生也一直心存感激。
第三天是星期天，在我们家过春节的岳母要回老家，考虑到女儿的病情已有好转，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我准备送她回去。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早晨起床时，女儿的毛病又犯了，头痛作呕的症状依然如故，并且似乎比前几天还要厉害。她自己也急了，不停地问：爸爸，我这脑袋怎么了，我这脑袋到底是怎么了？然而，我们又怎么知道呢？我只好一边安慰她，一边连哄带劝的送她去上学。
在送岳母回老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难道是谢医生看错了吗？难道女儿真的要大病临头了吗？有了先前那一次的惊吓，我倒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我想如果她的脑袋真有问题，那么我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大不了让她休学治病，还是身体要紧啊！
然而，想归想，但我的心里也开始犯起了嘀咕：以她平常的身体状况，她应该还不致于一下就得这么大的病，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这时，我想起了三年前我自己因花粉过敏而头晕头痛的经历。那一次，我们刚刚搬了新房，朋友送了我一盆金黄色的郁金香，非常漂亮，十分艳丽，我把它养在客厅里，供人观赏。不久，我就出现了头晕头痛的症状，开始并不知道是花粉过敏，以为是身体疲劳，精神不振所致，后来当我从网上得知郁金香有毒，长时间相处，对人的大脑有刺激作用后，我迅速将它丢进了垃圾桶，第二天，我那头晕头痛的症状很快就消失了——这一次，女儿会不会也是因为什么东西过敏了呢？一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这样寻思着。
晚上回到家里，我来到女儿的房间，仔细进行检查。她房间里没放置任何花草，花粉过敏的嫌疑是可以排除的。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把她的房间全面检查了一遍，最后掀开了她的被窝，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生肖布偶，是春节前她表姐送给她的，她很喜欢，每天晚上都抱着它睡。我问她：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她告诉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屁股后面有点香气。我连忙拿过来仔细检查，果然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用手一摸，在布偶的屁股底下可以摸到一小撮沙子样的东西，我赶紧拿刀子把布偶的屁股剔开，里面滚出一些塑料样的白色颗粒，拿到鼻子底下一闻，那香气更浓，也更刺鼻。这时我对她妈妈说，病根找到了！原来造成女儿连日来头晕作呕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叫做“香米”的颗粒。这些东西很香，而且香味很独特，但这香气是有毒的，长时间吸入这些香气，对大脑神经的刺激肯定是很大的。于是，我叫女儿赶快把那个布偶拿开，同时又把她的被褥全面清理一遍，把那些香气驱散。第二天早晨起来，她头昏呕吐的症状果然全部消失了！
病根终于找到了，女儿的身体和精神也很快恢复如初。然而，回想这些天发生的事，我们感觉就象做了一场恶梦。原本平静的生活，猛然间风波骤起，来势汹汹，简直让人有些招架不住。幸亏遇到了好心的谢医生，这才化险为夷，总算是虚惊一场。经过这次一惊一乍的体验，我看开了很多事情，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而对于女儿的学习也不再过于苛求了。人生啊，还是平安为好，平安为大，平安是金。在突如其来的风波巨浪的冲击面前，什么前途，什么名利，什么个人荣辱，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至今从心底里感激那位年轻的谢医生。
同时也希望年轻的父母们关注儿童的玩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