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想方设法地做作，有熬夜追剧喝啤酒吃烧烤等等一万种方式，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深知这些行为都不健康，偶尔头疼脑热也会痛心疾首暗骂自己，但是痛过之后却从不思悔改。哎有什么办法呢？谁让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很爽呢！

       这不，也许抵抗力太差，我过敏了。而确定无疑是平日里的作终于得到报应了。小红疹子狞笑着迅速占领两颊，鼻子下巴也成功沦陷，整张脸像张癞蛤蟆皮。眼皮总算没有失守，我努力睁大小眼睛，让自己看起来还像是个五官完整的人。口罩戴得要紧，怕是叫人看了去了我又平白无故地多上几个名字。初中班里有个男孩子满脸痘痘，人称“痘神”，后来有个脸上坑坑洼洼的女孩子转学过来大家都偷偷叫她“陨坑”，还有个女孩子叫“麻子”，原因是化妆品过敏脸上就留下了不少不浅的小点。另外一个身上有味道的女孩叫“大王花”。男孩子倒是没怎么在意，几个女生知道了自己的外号后都趴在桌子上抽泣了好久。我对他们印象深刻。建立在生理特征上的外号都像是偷偷瞄准靶心的利箭，给受用者一种不期然却尖锐的痛。当然也不是所有。长痘痘之前我因为脸太白被叫过“白骨精”，反派女人的名称反倒让我美滋滋的，好玩的还有因为眼睛太小被叫过“柳眯眯”，也还算是个可爱的称呼。

       过敏让我痛苦至极。意志力全部垮掉。疼倒是忍忍就过了，痒简直能折磨得人生不如死。要我说，如果有痒死这种处决方式，那这绝对是可以跟分尸和凌迟等酷刑匹敌的又一大酷刑。脸又痒又烫，让我就想大哭一场，但这个年纪因为过敏哭鼻子怎么想怎么别扭，况且这也并不符合小柳要变得炫酷的生活目标。因此我把手放在大腿上狠狠地拧了几把，用指甲抠得桌面滋啦啦地响。没有在恍惚中放错大腿，但痒也没有因此减轻多少。对自己的这张脸实属无奈。

       后来想到流泪可以排毒，还是哭了。

      我决定给妈妈打个电话，朋友的安慰有用，但是隔靴搔痒。自己是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因此我总觉得由于一种隐秘的联系，我难受她也会难受。帮忙分担，我的难受也会因此减轻许多。虽然爸爸妈妈老早总结出来的结论是——我每次打电话故作紧张报告的状况，都是鸡毛蒜皮都算不上的同于“被苍蝇弹了一爪子”的小事。但我还是要继续报告。毕竟生病了想家，比没钱了想家要更加理直气壮。怎样声色泪下怎样可怜巴巴我都想好了。电话却没有通。

       只好去医院，在省钱和爱美之间我犹犹豫豫选择了后者。带着口罩巴巴地捏着自己那几个皱钱，排在长队的最后面。正午的温度和被口罩包裹起来的二氧化碳让我的脸和头皮慢慢渗出了油脂。队伍里的人都很木然很安静地向前移动，不知道是因为声线被疲惫压住了，还是挂号这件事本身该是一种有点肃穆的仪式。路过的人吵吵嚷嚷，可缓慢移动的长虫像是被隔绝在所有声音之外，不属于这一方世界，也许三甲医院太大，我竟然又生出一种渺小感。最前面独自一人尽力解释自己意思的老爷爷那蹩脚的普通话让我感到心酸，前排独自看病的阿姨夹杂在黑发里乱蓬蓬的白发和破旧口袋让我觉得无力，我独自作为一个干瘦丑陋的女孩子站在这里，也是落寞人群中的一个。身体上遇到的困难无法用阿Q精神克服过去。这让我更心难过无力。也可能这一切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心酸的，都是生活的最常态。没办法。反正我一直都是个多情的女孩子，常常难以自持无端生出一些自以为是的悲伤。

     困倦到支撑不住眼皮时，终于轮到了我。果然水逆的时候生病都生不到时候。刚刚医改完的挂号费让我下定决心重新做人，照顾好自己不再生病。带着悔不当初的愤恨我开始最漫长的等待。

       无聊的等待。

       或许有人陪伴会好一些。我想。

       只是想想。

      从高中发着高烧独自站在公交站牌地下哭泣开始，从在诊所的病床醒来发现血管里的血顺着输液管回流开始，有些事情我就开始明白了，也慢慢接受了。大概也一直在成长吧，如今我不再视亲密关系中的关爱为理所当然。我更孤单了。唯一的最大的期待变成了下课冲进食堂的时候，能吃上一口热饭。问候都是奢侈的施舍，关心和陪伴更是温暖得不合时宜。好吧也许不舒服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脆弱偏执，对处境和人际关系也更加神经兮兮。

       诊室旁的座位很少，戴着耳机的小青年装模作样地假寐，固守着自己那一方领土。穿着红外套的阿姨目光炯炯盯着目标，准备在某个人屁股刚抬起来的那一刻冲刺过去坐下来。一位老奶奶瘫在座位上，像一匹疲惫的老马，旁边是她的儿子。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到了老马而不是老羊或者其他的什么动物。我是讨厌自己这个样子的，常常带着超然物外的自以为是观察着身边的每个人，并且把大家都想得很惨。事实上我猜不出自己其实正活在哪个人的眼睛里，惨淡还是幸福。

       无力感钻了出来。

      后来我困了。中午吃的硬米饭抵着胃的内壁，沉沉地坠着。我靠着墙角缓缓闭上眼睛，汗液清洗了后背，头发贴在了脖子上，鼻子里的味道从别人的变成了自己的，这让我有点安心。站着睡着耳朵却是醒着的，时刻注意着喇叭里什么时候喊到自己的名字。我开始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它们时不时被身边保安的声音打断，再重新开始。旁边的哥哥打起了呼噜。

       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广播还是读不出来，怪我爸起名字的时候只顾把自己的期冀都加进去却没有考虑给别人带来的不便，事实上名字都是起给别人的，别人来读别人的名字，别人通过名字来认识别人。起身走向诊室时我第无数次下定决心一定给自己的孩子起最简单的名字。

      诊断的时间是等待时间的几百分之一，女医生像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迅速而机械地开好药单。没有抬头声音里也不掺杂一丝一毫的感情，但这么短的时间看完正好是我所希望的。带着些许骄傲的如释重负，我望着后面焦急等待的人们轻巧地走下了楼。也不知道白衣天使这个称呼是怎么送给医院工作的人的，难不成天使就是一副冷冰冰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尽管我尽力把嘴抿成一条细线，睁大眼睛做出一副无害纯良的模样，取药的阿姨仍然没有收起她的火气，利落地把药一盒一盒地从窗口扔出来，对，是扔。像是扔出一个个烫手的山芋。不过通常我是可以理解妈妈辈们的不耐烦的，毕竟她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做枯燥的工作那么多年，看了各种惨样的人这么多年，忍了生活这么多年。

       不管怎样，我总算是看完病了，快步逃离医院。外面的空气果然清新得不得了，我也轻松的不得了。常常自我麻痹把看完病和生完病划上等号，好像药提在手里就是喝进肚里。口罩下不敢露出来的脸似乎都没有那么烫痒难耐了，我被过敏打垮的自信和意志力忽然地就回来了。

       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