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总有自己关心或关切的东西，考试拿高分，工作上取得成功，学术研究、商业上开辟一片天地。到最后，这个追求最高，可能是得道、可能是“愿主与你同在”，可能是“极乐世界”，宗教提供了可能，宗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每个民族都有个一个表达自己终极关怀的方法，这就是宗教。
韦伯可以说是一位研究包罗万象的学者，也很难将他彻底归类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其它什么家。而就韦伯的宗教研究领域而言，也很难就是纯纯粹粹研究宗教，当中涉及了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其实这也就必然意味着，我们在阅读韦伯的著作的时候，万万不可仅限于其某一部著作就事论事，而是应该将眼界放宽，站在韦伯的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去品读，或至少要放在他的某一领域框架内进行理解。对于宗教思想，同样也必须要结合韦伯整个宗教领域研究框架进行理解，否则就是管窥蠡测了。对此，在这里特别提出以下前提，作为对韦伯宗教领域研究的警醒。
首先必须了解韦伯所处的学术研究环境与背景。韦伯其实深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其整个学术研究逻辑都有着德国历史学派的痕迹。正如吉登斯所说：“韦伯最初的著作是具体详尽的历史研究。他主要以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们所提出的特殊问题为背景出发，不断拓宽自己著作的领域，以探明一般理论性质的问题。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素有竞争的传统，韦伯在这一浪潮中借助众多资源，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 而德国历史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且每个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及形成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这也就导致了韦伯的历史分析特点，在对欧洲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做出解释的时候，韦伯大量回顾历史，解释历史事实，并且希望立足于西方社会本身，解释为什么西方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别的地区。
除了韦伯自身的学术特点外，在理解韦伯的著作时，还应注意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实可以说，马克思、涂尔干还有韦伯三位古典社会学家都处于“前现代性”阶段，所谓“前现代性”，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
在《宗教与世界》的导言开篇就有所提及：“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宗教现象的本质，而是因宗教而激发的行为，因此此种行为乃是以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其基础。因此，基于宗教意识的有意义行为方是社会学家所应加以研究的。……研究的指涉范围仅限于作为现世的一种人类活动的宗教行为：一种根据日常目的、以意义为取向的行为。……社会学家必须致力于理解宗教行为对于其他领域，诸如伦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艺术等领域的活动之影响，并且明白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秉持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所可能产生的冲突。” 事实上，韦伯在之后宗教领域的论述中，也的确主要从宗教观念主导下的行为表现入手，分析宗教在现世领域的意义。可以说，韦伯的整个宗教研究都渗透着“社会学的眼光”，他不局限于宗教本身的义理上的探讨，而是尽可能向宗教领域外围延伸，当然这也是想要阐述“宗教”与“经济”关联性的必然逻辑。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他的经济著作所体现出提供日常产品的以赢利为取向的工业企业；第二部分就是他的宗教作品所凸显出的推动资本家建立资本主义工商运行组织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宗教思想主要是第二部分的具体化阐述。
他对宗教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中国的儒教、印度的印度教与佛教、犹太教、回教与基督新教这五大世界宗教。他的宗教研究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国、印度等国家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的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而欧洲由于展现出其特有的禁欲新教伦理作为精神动力，因此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其实，韦伯的宗教思想始终始终是围绕着资本主义这个主题。他对宗教研究并不是研究宗教现象的本质，而在于因宗教而激发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以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基础的。研究指涉的范围仅在于作为现世的一种人类活动的宗教行为，重点首在宗教行为对于伦理与经济的影响，其次则在于对政治与教育的影响。
韦伯在经济部分提到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6大条件：占有一切的物质生产手段、自由的市场、自由的劳动力、合理的技术、可计算的法律、经济生活的商业化。他对世界宗教的研究其实也是从这6个条件出发的，最终将核心点落在说明这些世界宗教它们是否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与经济伦理。而对五个典型的宗教的论述主要是从担纲者、社会主要阶层的宗教立场、教义以及与现世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的，最终也理清了韦伯在他的作品中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西方所特有的的的一种资本主义的种类，这种资本主义是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形式与方向。他所建构的是具有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之市民经营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以武力—政治或者非理性的投机利得为取向的资本主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是以财货市场为取向，以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日常标准的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企业为先决条件，以特有的禁欲的新教伦理为精神动力的。下面，就分析一下，中国、印度等国家未能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原因。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官僚候补者说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最是阻碍因素。儒教是个适应现世的宗教，完全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它的担纲者是具有文书教养且以现世的理性主义为其性格特色的俸禄阶层。而这官僚阶层其实就是儒教的担纲者阶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家产制官僚体制的管理下，行政里的中央集权非常有限，位于最高支配地位的官吏阶层并不个别地占有利得机会，而是以官吏构成的身份团体共同占有。官吏身份团体对官职、权力的垄断会窒息行政的运作，各州省的分离主义，使得帝国中央财政的理性化以及统一的经济政策未能实现。货币经济发展，但却没有削弱传统主义，反到强化了传统主义的作用。在城市方面，城市完全处于王室官僚体的官职下，不是自有政治特权的共同体，缺乏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自主性与统一性。同时由于并无政治军事力量再加上没有公开承认的形式上的可信赖的法律保障，行会的发展就缺乏与西方能比拟的行会制度；官僚体系注重传统的规范，阻碍了法庭辩论地位发展；血缘组织方面氏族是典型的血缘组织，氏族团体强力支持家计的自给自足，因此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在法律方面，在家产制的国家里，是以伦理为取向，帝王具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所寻求的是实质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最为知名的诸令谕，并不是法律的规范，而是法典化的伦理规范。在中国，士人是重要的统治阶层，教育资格的测试由政治当局垄断，考试并不测试任何特别的技能，而在于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沉浸与典籍之中，并没有任何算术的训练，思想一直停滞在相当抽象且描述性的状态。在私人经济领域里，企业的联合垄断削弱了资本主义灵魂所在的理性计算，市场的自由就无从说起。同时，韦伯也提到中国的统一帝国也没有海外的殖民地关系，也阻碍了中国类似于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所共有的资本主义类型地位发展。
韦伯说到，在印度，国家的政治和财政手段理性化、贸易与交通都以类似西方家产制样板方式发展，法律制度的适合程度并不比中古欧洲的法律逊色等，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印度自发性的茁壮发展，是因为它是以一种制成品的方式输入的。印度，是个村落之国，具有极端强固的基于血统主义的身份制，而这种身份制其实就是种姓制度，种姓制度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种姓制度具有极强的排他性。知识阶层认为世界秩序是不变的。种姓秩序及其与轮回业报说的结合形成的仪式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内在约制性。印度的宗教中的存在的禁忌规范对贸易、市场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团体共同体关系造成了极端重要的障碍。任何职业的变更、劳动技术的变革都可能导致礼仪上的降格贬等。种姓秩序是传统主义的，在效果上是反理性的，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是截然相反向的，从而也导致了职业伦理是一种特殊意义的传统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的，城市及其市场低度发展，行会与市民团体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可计算的法律在这种种姓制度的影响下不可能的。如在佛教中，俗人的救赎追求在于现世的报偿，获得财富和声望，而修道僧则在于来世的报偿。那二者之间就存在则伦理的矛盾。俗人阶层信徒对导师的宗教人类崇拜、宗教救赎手段的非日常性和非理性以及未考虑到大众的利益考量等也不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特别是本地人部分且相当巨大的财富长期以来很少投入到近代企业作为资本。在韦伯看来，印度教所创发出的并不是对理性的、经济上的财富积累和重视资本的动机，而是给予巫师和司牧者非理性的积累机会，以及让秘法传授者和以仪式主义或者救世论为取向的知识阶层有俸禄可得。
关于现代性民族个性，韦伯归纳出这样一些特点：
看待自然和社会现象时，不迷信，把自然或社会现象看作是现象本身，而不当作妖魔鬼怪或者神灵的结果。在解决自然问题时，也趋向于使用科学手段，而不诉诸各类法术；也不会用巫魅去理解社会，或用巫魅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对人之间的私人交情持警惕或疏远的态度，不热心建立基于人情、交情、血缘、地缘之上的关系。更善于建立公共事务当中的合作关系，把目的和原则视作高于人情和血缘。
对道德的遵守，不再仅限于对待熟人，也推广到对待生人。倾向于个人主义，同时厌恶人身依附。
蔑视对政治人物的崇拜，对人性之恶有着认识和自觉；理解民主与自由。
具有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把工作或劳动神圣化，勤奋努力、禁欲、蓄财、乐于投资、敢于冒险。
幸福的人很少仅满足于拥有幸福，因他感觉有必要为他享有的幸福辩护，将之正当化为他所应有的权利。一般而言他会在所属的社会阶层所持的判准中找到这样的正当性，因为正当化所涉及的并不只于宗教因素，还牵涉到伦理的、特别是法律方面的考虑。因此，支配阶层不只倾向于独占社会的利益，并且也意图垄断精神上的恩典；此外，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致力将其他人规制于某种道德行为类型之下，或更通常视规范于某种生活态度里。
在过去，在世界任何地区，构成人类生活态度最重要因素之一者，乃巫术与宗教的力量，以及奠基于对这些力量信仰而来的伦理义务的观念。
最后，至于我们为什么读韦伯，用福山的话作为结尾。他写道：“传统价值观不是源于理性，而是源于宗教激发的创造力。它们最终的源头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而在现代世界，这种类型的权威让位给了官僚－理性的形式，它窒息了人类的精神，造成了他所说的钢铁牢笼，虽然它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和繁荣。在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经扔掉了其宗教和伦理内涵，往往是纯粹的世俗激情。它在很多方面的论述都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以理性、科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已经传遍全球，为世界大部分地方带来了物质上的进步，把它焊进了全球化的铁笼。但宗教和宗教激情并没有死。印度教在印度中产阶级的复兴，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苏，宗教在美国的持续活跃，都表明世俗化和理性主义并非必然跟现代化相伴而来。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成功地激发了人们思考文化价值和现代性的关系。但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历史记述，或者作为社会预测，它不是那么准确。这本书出版后充满暴力的一个世纪并不缺少超凡魅力的权威。”
2018.1.14包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