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杨鹏校订版）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要明确一个单词的意义，就要把这个单词放在一个句子里；要明确一个句子的意义，则必须把句子放在一个篇章里。
杨鹏老师说：研究《道德经》我们就得站准一个位置，找准一个视角……研读《道德经》的视角就是：“此务为治者也”，《道德经》乃治理天下之道。
于是，站在正确的视角上，把这段话放在整个道德经之中去理解，就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老子，而不会断章取义地做出结论：老子反对仁义、反对智慧、反对忠孝。也不会错误理解“恒使民无知无欲”而断定老子认同愚民政策。
站在错误的视角上，或者断章取义，就容易产生偏差，甚至完全误解。“恒使民无知无欲”中的无知无欲，并非指让老百姓无知无欲，而是指让老百姓对圣人之治无知无欲。圣人虚其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治下老百姓自尊、自立、自治，因此老百姓不需要去揣摩圣人的心思与欲求，也不用苦苦思索如何从圣人之治中谋福获利。对于“恒使民无知无欲”的错误理解和翻译，被黑格尔误读误用，又被希特勒拿来佐证他的法西斯独裁理论。希特勒的名言：“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士兵不需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清楚彰显了他推行的才是愚民政策，有多恐怖，自不必赘言，而希特勒推行愚民政策的目的，是要剥夺民众和士兵的思想自由，植入他的法西斯专政思想，让民众和士兵成为疯狂的机器投入罪恶的战争之中。
万物尊道而贵德。按“道”行事才是“德”。本章的“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的前置语境是“故大道废，有仁义。”也就是说，废弃大道不用，不采用“下知有之”、无为而治、道法自然、顺应天道的治国之道，而采用“仁”、“义”等方式治国，让君王朝廷的干预和管控延伸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层面。权力的涉足必然会对天然的人性、自然而然的父慈子孝等造成侵扰。
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的优劣高下，老子在上一章已经做出了判断：下知有之，是“太上”；亲而誉之，畏之，是“其次”；侮之，是“其下”。在这一章里，老子进一步警示了在“其次、其下”的治国模式之下，会出现的现象：“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
我们已经在历史书中读到了许多忠臣孝子的故事。齐桓公的宠臣易牙多么忠诚啊！仅仅因为齐桓公顺口说的一句话：乳猪这么好吃，不知道婴儿肉有没有这么好吃，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烹了献给齐桓公。齐桓公感动得不得了，而他也终难预料，晚年的他就是饿死在这位忠臣的手上。
卧冰求鲤、埋儿奉母等等，二十四孝的故事个个让人感动，感动是因为常人难以做到，但其中违背人性的成分，又发人深省。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自命为财务奇才，推行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却最终闹得天怒人怨。后人有诗这样评价王安石：“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其实，在王安石还未开始变法之前，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就已经预言他为奸臣。苏洵在《辩奸论》中这样描写王安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柯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苏洵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并不认同，而不久之后，苏洵同时代的人就不得不认可苏洵的真知灼见。苏洵的判断是基于他的冷静观察，王安石平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洵认为一个人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违背常情，“鲜不为大奸慝”。
易牙烹儿奉君、郭巨埋儿奉母、王安石的“囚首丧面”，种种不近人情之举，是人性的扭曲，而这种扭曲来自背离天道的名利争夺，这种扭曲会在“故大道废”之下的“其次”、“其下”的治国模式之中，司空见惯，愈演愈烈。种种不近人情的忠与孝，已经成为了沽名钓誉者的杀手锏和其伪善的华丽外衣，其中所运用到的智慧，更是成了伪善的推手和帮凶，让伪善加倍蛊惑人心，让善恶愈发难以分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道是创生的。“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天道是趋善的。偏离天道的爱与创生的法则，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只能是“有大伪”。“伪”，单人旁加一个“为”字，不就是人为吗？天道无时无刻不在，废弃基于天道信靠的“无为而治”的方式不用，却使用“仁、义”等人为的方式治国，背后的原因千差万别，但终究离不开权力和欲望的驱使。在名利的争夺、功利的算计之下，伪善、虚伪，就会如同阴霾一样弥漫在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仁、是义、是智慧、是忠孝，都会成为伪善的助手，偏离爱与创生的普遍法则，只能在偏离天道的路上愈行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