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赤脚医生，即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说得通俗些，村民叫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做赤脚医生。

      我国解放初至八十年代末期，乡村大多都有赤脚医生。那个时代，国家贫穷，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贫穷落后的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脚医生的治玻因而，那个年代，在乡村里，赤脚医生就应运而生了。

      在乡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一般是从以下二条件来选的。一是从医学世家中挑选，二是从初高中毕业生略懂医术病理中挑眩挑选出来后，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三个月或一年半载，结业后回到乡村算是赤脚医生了。

      我的父亲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就是到县医院学习了三个月，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刚学回来大并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他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一是他们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因而，村民群众十分敬重赤脚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其实，在乡村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拿大队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

      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白天还得赤着脚参加生产队劳动，夜晚还要挑灯自学医学知识。其次，由于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这么简陋的设备，对赤脚医生来说，有时也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了。

      尽管难苦，父亲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村民服务。

      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他治病收费不高，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

      父亲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他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上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这般一来，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进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爸身上的红十字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爸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里的医生高明，但有时大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他反而治得了。记得村里有位姑娘上山打柴，不小心扭伤了手。她的手扭的也很怪，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向上的放不下来，向下的伸不上去，到了县医院看，县医院建议到地区医院看。姑娘的父母手上没钱，心急如焚，来找爸。爸正在吃饭，见来了病人，放下饭碗，对着病人上下看了几遍。父亲问过病由后，说这病我能治。于是，叫病人的母亲将病人的裤带取走，换上稻草扎着，然后将病人关在一间虚掩的房屋里。大概一个钟头后，父亲提着锣，领着病人的父母，一起来到虚掩的房屋门前。赤脚医生“”的一声将锣敲响，然后推开门，连声说好了好了。病人父母一看女儿，果然好了：双手自如活动了。原来，姑娘手扭伤了因为受不住疼痛无法扭转回来，治不了。赤脚医生这铜锣一响，吓得姑娘连忙伸手去提裤子，就不治而愈了。这叫做姑娘家顾得了羞顾不得痛治疗法。

        父亲治病，在乡民的眼里，确是高。但有时，也失水准。记得我儿时，有个耳朵发肿发痛，父亲用手摸摸，用电筒照照，说是中耳炎，便往我的耳朵灌药水，还说再洗两次就好了。岂料这药水一灌进去，我的耳朵更肿痛了。洗一次痛一次，直到我无法忍受时，父亲不好意思说了：还是到县医院看五官科吧！母亲带我到五官科一看，医生笑哈哈地说，你这小家伙，怎么在耳窝里种豆芽啦！医生说完，用夹子把耳窝里的豆芽夹了出来，我的耳朵就舒服了。原来，我在豆垛里玩，一颗黄豆跑了进去，痒痒地，我便挖，加上赤脚医生灌了药水，豆芽就在里面长大了。这也难怪村里的赤脚医生，因为没有反光照明设备，他根本看不到我耳朵里长了豆芽。

无论怎么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父亲为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现在，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取而代之了。这便是人类文明的又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