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意义尚待开掘的四年。”

两年前的我写下这句话，不知是否在冥冥之中就与未来的我做了一个约定。

写下这篇回忆录时，涨潮一般的记忆撕开了我的旧伤疤，我的文字间充斥着责难，嘲讽与戾气。

它是我的心灵垃圾倾倒场，但我却在“净化”这一环节选择了逃避。结尾时，我说，或许我会忘掉这段长达四年经历，又或许我会从中找到它的价值。

两年后的现在，我已经准备好重新接受它了。

19岁的我写道：

“我的初中是我13年来学生生涯中，最讨厌的地方。我讨厌那里有很多理由，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是一所在整个省都小有名气的学校。......一想起这所所谓优秀的中学以及我在这里度过的四年光阴，就觉得无比反胃。”

两年后的现在，我想起那所初中时，已不再“反胃”，当时的人和事在记忆中也没那么清晰了。母亲说，她前一段时间遇到了我曾经的好友，她来学校找她的母亲，遇上后顺便问了我的情况，像是丝毫不介意她现在早已不在我的好友列表里。我这才发觉，我把这四年以及其中的不愉快看得太重了。

“我的母亲任职于我的中学，和我同级的也有不少人的父母或其他亲属在这里任教，所以从我们一同踏入这个校门的那一刻起，一场在大人们之间进行的以自己的孩子为筹码的较量便开始了：若是谁家的孩子成绩在级部前一百名开外，或是考不上市重点，谁在面对自己的同事时，便很没面子。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通过对我母亲的观察和她说起孩子成绩落在后面的同事时的态度，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这种没面子，可以外露到在同事面前说话的底气都少了三分。”

对于母亲在我初中时采取的一些做法，我曾经表示过抗议。初中毕业后，每当我摆出一副认真的姿态试图与她沟通过去的这些攀比和过于严格的要求为我带来自尊心上的伤害时，她总显得很诧异，并表示否认。只能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施压，导致我们不得以做出一些行为，即使这些行为并不总是合适的，但过多的责怪过去也毫无意义。也许她在这样做的时候，只是一味地认为这样对我来说是好的。大约很多父母都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子女真正需要什么，与子女应该需要什么，从来都是后者居上。

过去我固执地认为母亲应该向我道歉，而现在我只想试图让母亲多了解我一些，知道我需要她为我做些什么。要是全部按着她的想法来，又会生出不必要的争吵与误会。亲人之间不需要这样。

“我母亲对于我的数学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入学之初便替我选择了一位教数学的年轻班主任。而这位班主任，以他低到令人拍案叫绝欲罢不能的情商和不可一世的性格，为我的初中生活增添了许多阴影。

他的事迹说来很简单，无非就是你考前几名就满嘴甜言蜜语；掉出了前十就摆出一副臭脸，不论你做什么都找茬，当然了，这不是一条铁律，如果你有一张漂亮乖巧的脸蛋而恰巧母亲又深谙年轻老师上任之初管理班级的种种不易并及时献不少殷勤的话......就算你在班里是个二十来名的学生，满分一百二的数学题只考了七十分，也是可以被宠上天的。大概我初中时的中二和极度个性触了他老人家‘逆鳞’，我这四年基本上是在他明里暗里各种讽刺、忽冷忽热的态度和时不时的找茬中诚惶诚恐地度过的——对，是诚惶诚恐，我那时虽然是个极度自我的人，但由于我母亲让她的同事们格外‘关照’我，对我‘严格要求’，并鼓励那些老师积极向她打我的‘小报告’。而我对所有任课老师以及我的班主任十分敬畏：受到任何训斥都点头如捣蒜并配以几滴眼泪以示真诚悔过——不管是数学没考到110分以上、忘记带练习册还是仅仅因为一个问题回答不上来。”

虽然这位班主任是我初中“倒霉”生活的源头——我现在依旧这么认为——但我已经没有当面对他进行一番言辞激烈尖酸刻薄的批判后，再以一记响亮的耳光收尾的疯狂冲动了。正是因为这位反面教材，我知道了一位真正优秀的教师是什么样子，也让我在遇到了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时发自内心地庆幸，爱戴与珍惜。师生之间的情谊从来不是建立在淫威之上的，从来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与信任之上的。我得知，初中毕业后，几乎再无学生返校看望他，几乎再没举行过同学聚会；三两好友聚在一起时，偶尔谈起他，流露出同样的厌恶之情。我想，何苦总任由一个失败者将我的过去定义为“失败”，“做的不够好”，且郁于这种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