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自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就消隐于中国历史之中，也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或少有关于墨家及墨家学说的研究，偶有谈及墨子墨学者，或是称赞一下墨子本人，或是批判一下墨子的主张。至于墨子学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反而没有人去深入的研究探讨。所以，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无奈又很尴尬的玩笑：我们连墨子说了些什么都还没有搞懂，就已经把墨学挂起来批判的体无完肤了。这样一个无奈又尴尬的传统仿佛可以追溯到孟子那里——利天下而为之，却又是兼爱无父的禽兽。或者也可以说来自庄子的——其行难为，反天下之心，却又是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得。
墨子按照自己的思想主张行事得到认可赞同，而墨子的思想主张却被批判，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讽刺。墨子说“无言不行”要“以身载行”，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本人不遗余力的践行着自己的主张，传承着“古之道术”。所以，如果墨子的言行一致，那么称赞墨子的同时，必然也认同墨子的思想主张。如果墨子的思想确实存在着如后人所批判的那些错误，何以这些错误的主张不但没有让墨子成为一个污点满身的“历史坏人”，反到让墨子成为大贤圣者呢？同时也让墨家被尊为“上世之若客”——“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所以，究竟是对墨子思想的理解出了问题，还是墨子学说本身就有问题呢？如果是墨子学说本身就存在着被批判的那些问题，我们当然要面对。如果是对墨子思想的理解有问题，反而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对墨子思想的理解究竟在哪里出现了差错。
在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墨学有一种普遍性看法，认为墨子是视野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普遍性的看法”是否就等于事实本身呢？事实本身与普遍性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讲道理也不是打架，人多不等于有理。事实的真相也许正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以为人多就等于事实，就是有理的思维方式来认定墨子的思想主张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来批判墨子的学说，就不那么让人信服了。
比如，历来有种观点认为墨子的师承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个观点的最早来源是《淮南子》。《淮南子》不仅认为墨子是孔子儒门之后，同时认为墨子的核心主张是节葬，“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把节葬当做墨子学说的核心，可以说是非常不准确的。节葬只是墨子学说重要的组成部分，却不是墨学的核心。节葬充其量也就是节用思想的一部分：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墨子学说显然不是以节葬为核心依次展开的，假设我们把墨子的《节葬》篇完全删除，丝毫也不会影响墨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由此看来，《淮南子》的说法并不准确。最接近墨子师承记载的是《吕氏春秋》的墨子学于史角，这个相对来说更可靠。一是因为距离墨子时代近，比《淮南子》的记载更让人信服，一是因为《吕氏春秋》号称易一字千金，如此重要的记载，显然不会搞错，否则当时的人完全可以指出这个错误来换取几千金。顺带说一下，儒者之业是什么业，即儒家靠什么生活。在孔子时代，儒者其实就是主持婚丧嫁娶仪式的那些人。在当今的农村依然存在着这样的人，城市里的话，即司仪或者主持人之类的。所以，墨子《非儒》里就记载着先秦儒家这种“之业”的特征：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以为翠，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论语》中也从侧面记载着孔子曾依靠主持这样的仪式为生：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而在先秦记载中，墨子并没有从事这样儒家之业的记载。所以，墨子未学儒者之业，更没有受孔子之术。
墨子不仅不是孔子门下，也并不是农民出身，工匠出身的说法也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普遍的认为墨子是农民或工匠的看法也不准确。萧公权认为墨子是平民化的孔子，这样的看法本身就有极大的问题。因为孔子本身也是平民——孔子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礼也。孔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都是有明确记载的，只不过孔子由“鄙贱之人”，做到大司寇兼摄相事，完成了一个逆袭，这是很激励人的。另外，还有一种毫无根据的比附，以为墨家是侠客。其实，对照韩非子对侠的定义：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八说）有侠者，官职旷也。人臣肆意陈欲曰“侠”。我们可以发现，墨家和侠没有任何关系，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墨家也非常反对侠，也足以说明墨家与侠无关。
对于墨子的兼爱思想，往往有一种很深的误解，很多学者一直认为，孔孟儒家主张的仁爱是由近及远，由亲到疏，以为这就是等差之爱。而墨子主张的兼爱是无差别之爱。首先说来，由己到人，由亲到疏，由近及远，有厚有薄，存在着爱的差别，这样的主张是墨子的。比如墨子说，“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爱人不从亲近者开始，是不会施及到远外的。所谓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也是先爱己后爱人的逻辑。没有爱己之先，何来爱人如己之后？一个人不爱自己，天天自残，也去残害别人，这也是视人如己，但是，这能说是兼爱么？所以墨子说，己在所爱之中，因为人爱自己是本能，最先爱的人必然是自己。墨子说，“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亲厚，厚；亲薄，薄。亲至，薄不至。义厚亲，不称行而顾行。”爱人利人应当根据情况来，能厚爱就厚爱，能薄爱就薄爱，这叫做伦列之爱。厚爱有德行的人，厚爱年长的人，厚爱自己的父母亲人，这是正当的，也是应当的。能给予亲人什么厚薄程度的爱，需依据能力来，厚薄之爱，不会淡薄了亲情。所以墨子说，“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远近先后，在墨子看来是必然的。所以说，由己到人，由亲到疏，由近及远，有厚有薄等等的爱有差别，是墨家兼爱的主张。
墨家主张节用，但是如果认为墨家自苦，却没有确切的记载，只有庄子一说而已。反倒是儒家，比如孔子就以苦为乐，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由此看来，以苦为乐倒是儒家的明确主张。几曾见过墨家自苦的记载呢？荀子批评墨子节用私忧过计，认为天下何患不足。试问三十年前鄱阳湖有多少水？现在有多少？华北地下水又有多少？现在地下水没百米深都见不到，甚至国家都限制用地下水灌溉。私忧过计？或许是荀子目光短浅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科技不会创造资源，只是增减对资源的利用而已，这是科学。不可再生资源，用一点少一点，这是事实。
在乎利益，是人之常情。从小生产者，到大资本家，每个人都在乎利益。马克思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而统治者更是想着万世一统天下这巨大的利益。任何人无故少发一个月的工资，他也不满，为什么？因为他在乎利益。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饥饿，到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都是世界未解之难题，生活之艰难，无关身份和工作，现代化也不是让我们背负更多的债务。
墨学的现代性转化，应当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勤奋拼搏的非命精神，不断自我提高的尚贤精神，珍惜资源的节用精神，坚守不坑害他人的非攻底线，相互包容，相互成就的兼爱精神，这些都是墨学现代性的存在，墨学是不需要转化的，因为墨学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走向文明富裕平等自由的生活路径。如果你认可这样的精神，如果你具有这样的精神，如果你正如此的生活着，也许你不是个名义上的墨者，但是墨子的思想却在你的身上和生活之中无处不在。
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发展，但是有些伦理原则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发展，也不会改变。相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这些不会改变的伦理原则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恒常性，将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作为一种学术，可能会因为长时间研究的中断而不被重视或消失。但是一种学术所倡导的某些理念，并不会因为这种学术的不被重视而消失，这样的学术称之为“绝学”。绝学，不是指断绝消失了，而是指很难被超越之学，墨学就是这样的绝学。如今，有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了墨学现代性转化的研究，这也充分的说明墨学存在着具有现代性转化的基础。如果我所理解不错的话，所谓“墨学现代性转化”就是指使墨学理念符合或适用于当前——至少包含这一目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墨学，更真切的感受一下现实的生活，也许会有惊人的发现，墨学的价值理念蕴藏于生活之中，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和方式，也就是说墨学理念就在当下。“当下”虽然不等于“现代性”，但是如果“现代性”没有确切的定义，“转化”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不过，在能够明确“现代性”概念之前，我认为“恒常性”才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无论“现代性”的概念如何定义，“恒常性”都始终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
墨子的思想基本上就包含在“十论”之中，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天志眀鬼”。什么是兼爱呢？通俗讲就是人人相爱相利。有余力则疾以助人，有余财则勉以分人，有良道则劝以教人。即你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可以用什么样的能力去爱人利人。墨子指出，兼爱既是取法于天，又是取法于尧舜禹汤等圣王。在墨子看来，人都是爱自己的，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自然天性。墨子认为，“天下之乱起”是因为人人都只知道自爱而不懂得爱他人所导致的，所以“不可以不劝爱人”。人虽然都有爱的本能，都爱自己——“己在所爱之中”，却未必懂得如何爱他人，所以墨子说“爱”也是要学习的：“凡学爱人，小圜之圜与大圜之圜同”。从爱自己开始，始于父母亲人，逐渐外延而爱其他人，就如同降落在水面上的雨点激起的圆圈，由小至大，又彼此交集，这是最形象的兼爱图像。
墨子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这是理性的分析，只有我们与人为善，别人才会以善待我；只要我们与人为恶，别人就会以恶相报。所以我们应当“先从事于爱人利人”。对墨子的批判认为，墨子的以爱利相交，是一种功利主义，导致的问题是帮助别人是否会得到等量的好处？如果得不偿失，又为什么去帮助人？这样的观点将墨子理解成了锱铢必较的功利主义者，然而考察历史记载，无论是墨子还是墨家都不是这样狭隘视野的功利主义者。既然墨子墨家本身就倡导并践行着兼爱的主张，又怎么能够将兼爱理解成如此狭隘的功利主义呢？孟子说，墨子利天下而为之。墨子也没有要以得到天下为“利天下”的动力？越王听说墨子是大贤，想要封墨子百里之地，墨子也是断然拒绝的，所以将墨子看做一个狭隘视野的功利主义者，是很不恰当的。
众所周知，墨子是最讲爱的人，同时也并不讳言利，在墨子看来，爱与利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爱必利的关系，这一点体现在墨子对兼爱的论述之中。墨子论兼爱，总是爱在前，利随其后——兼相爱，交相利。从逻辑上讲，这是因果关系，因为爱，所以利；等而次之，这也是一种并列关系。所以兼相爱，交相利不能看做功利主义，认为墨子是视野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显然是对墨子的思想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其说墨子是视野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毋宁说是在用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视野来理解墨子。基于这样一种视野，有学者将墨子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进行了简单的对比，认为二者有着实质上的不同，即基督教的博爱是上帝的绝对命令，而墨子的兼爱则是利用天神的功利主义的需要。然而如果读过墨子原文的话，可以发现墨子所主张的“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与基督教主张的“爱人如己”的完全一致性，“爱人如己”固然是上帝的绝对命令，“视人如己”在墨子主张中，何尝不是来自“义自天出”的“欲人相爱相利”的“天之意”？所以墨子说“天之志者，义之经也”，“故天之意，不可不顺”。西方文化中有一个理念，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与墨子兼爱主张的“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实际上也是本质相同的。与基督教不同的是，墨子是一个立足于现实并努力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他期待人们能够相互理解，互爱互利，以自我的努力来构建一个人间天堂，而不是寄托于死后的极乐世界，在墨子看来，幸福就应当在人间。
墨子对天的信仰，也不是功利主义的需要，更不是与天神交易。在《墨子》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充分说明墨子对与天神交易的反对，而提倡无条件的尊天信仰：鲁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子墨子闻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则人唯恐其有赐于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圣王事鬼神，祭而已矣。”对于这种祭祀上天而交易求福的事，墨子是坚决反对的，而是主张无条件的“祭而已”。对于上天的“祭而已”，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祭，不能够顺天之意而行，同样不能称为真正的尊天信仰。所以对比西方文化，墨子与基督教的核心理念惊人的一致，这也说明墨子是普世性的文化，普世性的文化当然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是恒常的价值理念。
节俭，是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老子说的“三宝”之中就有节俭，孔子说节用爱人，宁俭勿奢，都体现着对节俭思想的高度认可与赞同，而真正能代表节俭思想的其实是墨子。司马迁对墨子的评价是“善守御，为节用”，其父司马谈则对墨子节用思想的评价甚高：强本节用是人给家足之道，是墨子之所长， 虽百家弗能废。
对于墨子的节用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足用”“常备”“去无用之费”和“向好”。足用就是能够满足日常的基本需要，常备就是要有所储备“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去无用之费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求好就是“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墨子从来没有主张要人过一种极端简朴的生活，相反墨子对极简生活持批判的态度，“恶恭俭而好简易”在墨子看来是“穷民”“伪民”。墨子主张节用，对“够用”的标准定的也并不低。如果要问我们对饮食的最根本的需要是什么？想必我们会说是填饱肚子，获取维持生命和生理机能必要的营养。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很显然，这是我们对饮食需要的根本，通俗讲就是吃饭是为了活着。墨子对饮食标准定的不低，可以从其主张遇到灾难时的措施窥见端倪：“故凶饥存乎国……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由此推测，在正常情况下，人的饮食标准肯定是要高于马的。所以有观点说墨子定的标准低，要人做苦行僧，是没有依据的，而是一种凭空想象。相反，儒家倒是有以苦为乐的思想主张，吊诡的是，墨家从来没有自苦，让人做苦行僧的主张，却被拿来批判；儒家有自苦且以苦为乐的明确主张，却少有人指责。这样的颠倒是非，实在令人费解。直到宋明儒家理学以苦苦人，才受到指摘，然而却又被归罪在墨家头上。
“足以奉给民用则止”，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着多少生活的艰辛。大部分人不得不挣扎于衣食温饱之间，稍有不慎，衣食无着。国人的问候，不以“你好”开始，而是以“吃了么”为先，这既是对饥饿历史的记忆，又是对当下的人道关怀。若干年前，解决温饱问题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苟且”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状态，虽然人们也向往诗和远方，但是如果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谁会向往？如果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的诗，谁会向往？如果是：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这样的诗，谁会向往？都说，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然而表面的浮华不也限制了对贫穷的理解么？诗和远方固然令人向往，庄周梦蝶，够诗意吧？逍遥游够远方吧？然而当庄周贷粟而不得时，其诗意和远方终究掩盖不了庄周贫穷的窘迫和被羞辱的气愤。由此看来，足用已然不易，又怎么能不节用呢？穷人节用，也许是迫不得已；普通人节用也许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方式，；富贵者节用“俭以养德”，则是修身立徳的基础。对于国家来说，更是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所以，墨子的节用思想难道不也是一种恒常的普世的价值理念么？直到现在，我们不是也提倡以勤俭节约为荣么？既如此，又怎么能够将墨子的节用思想理解成功利主义呢？
“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确定了墨子站在了“天下”的立场上构划一个理想国，“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 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很难说这仅仅只是功利主义。墨子说，深爱这不完美的世界吧，纵然这世上还有恶和恶人，但这世界绝非恶与恶人的天下——“智是之世之有盗也，尽爱是世。”于此，谁又能说墨子不是一个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理想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