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摄影理论——笔记（5）
《摄影的精神》第二章 新型的摄影者来了 ！（中）
上篇笔记介绍过连接19与20世纪摄影的承上启下式人物——尤金·阿杰，本篇将继续整理摄影进入20世纪后的发展脉络。
从一个展览说起
1929年在德国斯图加特 举办的电影与照相展览（FiFo），打算对现代摄影作出重要陈述，因而把美国和欧洲的现代主义摄影大师都集中起来（包括尤金·阿杰）。现在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展览，把现代主义摄影分开美国和欧洲两条线索。
1、美国：形式主义
美国的基础在艺术和形式主义，目的是要让“精美”的摄影作品，挂在艺术馆的墙上。其实美国的“形式主义”摄影从来没有形成一次真正的运动或成为一个流派，它只是一个摄影同盟——f/64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是爱德华·韦斯顿（就是拍《第30号辣椒》的那位）和安塞尔·亚当斯（代表作是各种优山美地）。
然而这个同盟只存在了三年（1932-1935），光从它的名字“f/64小组”就可以看出，这个同盟所认同的摄影理念：收小光圈，以得到最大的景深范围和清晰的影像。其含义不言而喻——充分发挥相机的优越性。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斯蒂格利茨 所开创的“如实摄影”对于摄影与画意的分离上。
尽管安塞尔·亚当斯 在我国摄影界享有盛名且影响深远，但在世界摄影史中，他的重要性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因为美国现代主义艺术家似乎在让摄影的关注变窄。为什么这么说？这需要对比同时代欧洲摄影的发展来看。
2、欧洲：新视野
欧洲人一直在推进一种不同的现代主义摄影方法，就是后来所谓“新视野”。欧洲的现代摄影是在“一战”后发展起来的，且始终带着那次战争的印记，不仅是摄影，整个艺术都和战后无常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相较于美国，摄影在欧洲更被看成是一种文化力量，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新视野的三条支流
支流一：俄罗斯构成主义-包豪斯
俄罗斯构成主义，信奉机器艺术，认为艺术不是少数天才的表现，而应该在政治上有效，社会上有用，由大众创造的。1919年在德国德绍，结合构成主义和手工艺社会主义的激进机构包豪斯（Bauhaus）成立，1923年，匈牙利艺术家纳吉（Laszlo·Moholy-Nagy）任教包豪斯，使包豪斯成为了摄影新理念传播的重要中心。
纳吉 的新视野，扎根于光学的应用以及对摄影的客观态度，利用相机在视觉范围内不加区分记录一切的这一特性，使专业和业余、艺术家和工匠之间无从区别，从而为普遍启蒙打下基础。
支流二：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
达达主义，从“一战”的恐怖中来，是一种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反资产阶级运动，宣扬推翻固有的艺术，以大量运用拼贴手法为其风格特征。达达主义和构成主义有紧密的联系，可后来在巴黎发展成更广泛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超现实主义把达达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引向对潜意识世界的探究。他们的艺术是由梦幻的力量和自发的巧合所推动。
FiFo展览和“新视野”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促进了摄影中视觉的民主，在社会上建立起与艺术同等的地位。
支流三：类型学
“类型学”这一术语，描绘拍摄同类事物中无数类似照片的过程，或根据类别对某一事物进行考察。它可以回溯到早期摄影者走出去采集世界，把事物详细编目，并加以分类时的基本冲动。
20世纪20年代，“类型学”是德国摄影的一大特色。卡尔·布洛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的《大自然的艺术形式》（1928）被认为是德国摄影新客观倾向的奠基石，使科学摄影跨越边界成为艺术。而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我们时代的面孔》（1929）则更接近新客观性的政治目的。
类型学在这里给我们埋下了一颗时光彩蛋，它预告了半个世纪之后贝彻夫妇 和他们所开创的“杜塞尔多夫学派”将大放异彩，预告了“新”新客观运动、新类型学成为当代摄影的一种主要倾向。
让我们再次回到尤金·阿杰，他以他超现实的内涵和引人入胜的暗示，启发了此后好几代摄影者，他们试图以一种既客观又主观的方式来记录下他们的时代。
下一篇笔记，将沿着时间轴线来到20世纪30年代，看看“纪实摄影”的范式是如何构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