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的校园还沉浸在夜色里，只有“骨碌骨碌”的行李箱拖动的声音清晰可闻。冬日凛冽的寒风硬生生的挤进羽绒服里，身后沉沉暮色里的校园威严沉静，身旁出租车司机的吆喝声不绝于耳，面前商铺闪烁的霓虹灯显得暖意融融。带着一点怔愣和无所适从走出校门，我好像从象牙塔骤然掉进人间烟火里。
坐上出租车，司机七拐八拐把我送到汽车站牌底下。离校通知发的仓促，订不到火车票，找不到同路，来不及返乡报备……看着红日一点点攀上浅灰的天穹，我心里的焦躁渐渐平息，站在马路边儿上长舒了一口气，“真好，我要回家了。”我心想。
马路边儿上等车的除了和我一样没订到票的学生，更多的是来烟台打工的民工。他们的脸庞在寒风中冻得通红，双手抄在袖子里，身上被水洗的褪色的衣服干净板正。他们笑盈盈地看着脚边的行李，有用化肥袋子装着的换洗衣裳，用塑料绳捆扎好的碗盆，还有用精美纸盒装着的点心，用塑料袋仔细包着的新衣服。
寒风中的等待总显得格外漫长，一位蹲着抽烟的叔在水泥地上把烟头按灭，搓了搓布满茧子的手，站起来笑着叫我:“闺女，别站啰路边，往里挨挨。”在离家千里的地方乍一听到乡音，思乡之情就像涨潮的水，一浪高过一浪。我拖着行李箱走过去，他笑着问多大啦，家哪儿的，来烟台干啥。知道我在上学，他沉默了一下，用我在家里听惯的长辈半是慈爱半是威严的语气说:“可得好好学习，小孩子家家跑这么远上学不容易啊。”
大巴车终于来了。拥挤中，前面的人喊:“先让学生上去。”中间的人扯着嗓子问:“后面还有学生吗？”后面的人则身体力行，把我们几个学生往前推。司机喊着:“行李舱满了，剩下的东西放车上吧。”我还没反应过来，一双手已经帮我把行李箱提了上去，另一双手则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拉上了车。刚上车就听见后面喊“后边儿有座，让将才上来哩小孩儿往后来。”我看着堆满行李的过道正发愁怎么过去，坐在旁边儿的姨伸手扶住我的胳膊，“闺女，没娇贵东西，踩过去就行。”我有些局促地抓着姨的胳膊，看到坐在姨身后的叔也伸出了手，我低着头，小声道着谢，扶着他们的胳膊，一步一步地往后挪。在不长的一段路程里，我踩过了行李箱，也踩过了编织袋、化肥袋，但他们似乎并不乎我踩脏了他们的行李，他们一言不发，只是笑呵呵的把胳膊伸过来，像湍急河流里的石块，无偿地供我借力。
将近十个小时的车程，从这些和我一样远离故乡的人身上，我真切体会到了孟子笔下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们会兴冲冲地盘算回家好好陪陪半年没见的孩子，会为了照顾在大巴车上上网课的我们而压低声音说话；有烟瘾的叔会因为怕呛我们强撑到服务站再下车吸烟；素不相识的姨会在服务站拉着我们几个小姑娘一遍遍嘱咐让我们跟着她别走丢了。一次次的迁就，一声声的嘱咐，让我在凛凛寒风中感觉到融融暖意。
半梦半醒中，我感觉有人拍我肩膀，睁眼就看到车窗外月色阑珊。坐在我旁边的叔笑呵呵地嘱咐我以后出门坐车不能睡觉，要注意安全。忽然长长的一声鸣笛，大巴车的车灯明晃晃地照在路牌上，“聊城”两个大字映入眼帘。叔停下对我的嘱咐，坐正身子，“到家了”，他说。我坐在车尾向前看，昏暗的光线下，这些朴实的人们一个个正襟危坐，像一尊尊铁铸的雕塑，既透露出坚挺的力量，又盈满温润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