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7日黄昏，我离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49号的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以下简称山东精卫）。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温暖的金黄色，我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宛如裙摆，随着前进的步伐而轻轻摇荡。我走在车水马龙的文化东路上，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忐忑不安，但仍然一步一步地走向未知的前方。

我这次去山东精卫，是为了找精神科的胡蕾主任，诊断我究竟有没有性别焦虑。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别焦虑呢？性别焦虑，以前称为性别认同障碍、性身份障碍、易性症，是性别认同与原生性别不一致的精神状态。例如，我出生时是男生，但是现在认为自己应该是女生，这种状态就是性别焦虑。处于性别焦虑状态的人，称为跨性别者。

缘起

我第一次认识到“我要做个女生”，到终于抑制不住性别焦虑想要求医，间隔了20年。

之前，我只知道北大六院的丛中主任和上海精卫中心的陆峥主任能开性别焦虑的诊断，但是2020年春季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去北京或上海求医的计划。

当我得知山东精卫的胡蕾主任也能开性别焦虑的诊断时，强烈的性别焦虑，以及想要追求自我的勇气，促使我不顾新冠肺炎的危险，做出了从青岛直奔济南求医的决定。

我提前预约了胡蕾主任在3月27日下午的门诊，并且通过某APP的图文问诊功能，把我的自述（症状、病史、诉求）以及MMPI测试报告发给了胡蕾主任，有助于她事先了解。

小贴士：

1. 胡蕾主任的号非常难挂，强烈建议提前一周预约；

2. 我认为，初诊病号没必要先通过图文问诊的方式咨询胡蕾主任，不如面诊；实际上，这种在线问诊的方式，更适合不方便前往医院或者挂不到号的复诊患者向专家提问；

3. 建议在求医前，准备好相关的检查结果，包括但不限于：

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这是国内诊断性别焦虑的主要依据，但是根据过来人的经验，精神科医生一般不采信外院的MMPI，仍然要求病号在本院做一次；

 激素六项（如果已经开始激素替代治疗，这项检测是非常必要的）；

抑郁或焦虑的相关量表，让医生了解你的病史，实际上，性别焦虑一般会并发抑郁。

高铁

为了这次求医，我兴奋得一宿没睡。3月27日的清晨六点钟，我穿上最漂亮的裙子，戴上最喜欢的假发，赶往青岛火车站。

在高铁上，我又陷入了沉思。

从第一次嫌弃自己的原生性别、想要变性做女生开始，到今天决定去求医，我等了20年。我一次又一次地压下想要变性做女生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不要自杀而是蛰伏下来等待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藏进深柜，等待经济独立和远离父母的那一刻。

漫长的等待，磨尽了少年的锐气。从青春飞扬的少年时代等到焦虑不安的青年时代，又等到早生华发的中年时代，我已经等不下去了，迫切想要挣脱那个一直藏身其中的柜子。

不知不觉中，我沉沉睡去，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变成了女生，穿着洁白的婚纱，与喜欢的人手牵着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在交换戒指的那一刻，我被跳蛋，哦，不，是手机，吵醒了，手机振动着响起铃声，这是我预先设置的闹钟，提醒我该下车了。

小贴士：作为跨性别者，以自己认同的性别形象出现在精神科医生眼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性别错位

穿着女装的我，站在济南火车站出站口的卫生间入口，一边对着大镜子梳理假发，一边犹豫到底进哪个厕所。毕竟，对于跨性别者来说，上厕所是个巨大的挑战。至于我自己，一方面，讨厌进男厕所，另一方面，不敢进女厕所。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走进了男厕，无视周围的眼光，迅速放水完毕，匆忙离开，踏上通向站前广场的电动扶梯，再不回头。

站前广场一如既往地热闹，人流车流交错穿梭，我走到公交车指引牌前，一位志愿者热心地向我打招呼：“姐姐，请问你去哪里呀？”

作为一个跨性别女，我喜欢被别人叫做姐姐。这位志愿者的问候，让我心头一暖。我问了路线，他给了我答复，然后微笑着跟我说再见。

我来到公交站，迎面一位志愿者拦住了我：“小姐，请测下体温。”

我露出手腕让他测量体温，然后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登上公交车。汽车在济南市区穿行，车窗外，春回泉城，绿地草长，杂花生树，一派春天的景象。

我在山东精卫下车，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医院的大门。

办理就诊卡时，自助机意外报错，我只能去人工窗口办理，人工窗口的阿姨为我填写资料时，把我的性别填成了“女”。

这个美丽的错误，让我再次陷入了沉思：

每一次穿着女装戴着假发被别人当作女生，我都会感受到强烈的性别错位：我本来就应该是女生，但是可恶的男性性征仿佛一直在嘲笑我，时刻提醒我正处在一个自己编织的幻梦之中，它就像肥皂泡一样，一戳就破。

要扭转这种性别错位，唯一的方法是性别重置手术，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的身心性别实现一致。但是在手术之前，我仍然需要接纳这种性别错位的感受。

胡蕾主任

胡蕾主任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冷若冰霜，相反，十分平易近人。

她浏览了我当初通过图文问诊提交的自述，重点询问了我是从什么开始想要变性的，以及我父母和夫人对我的态度。

我简单地向她叙述了我20年的等待和忍耐、对原生性别的厌恶、对改变性别的渴望、对婚姻的绝望、对激素替代治疗的尝试、以及我父母对此坚决反对的态度。

然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她在我的病历上奋笔疾书，而我则是内心不安又强作镇定地等待，就像高考之后等待分数那样，等待着影响我后半生的消息。

她告诉我，她初步诊断我是“性身份障碍”和“抑郁状态”。在山东精卫，医生使用“性身份障碍”，而不是“性别焦虑”或“性别认同障碍”。

但是，她也强调了两点：

1. 需要我家长与她沟通，只有家长同意我变性，她才能给出最终确诊；

2. 我如果要获得医学证明，需要带着家长再找另外两位主任医师并且获得“性身份障碍”诊断，拿这三份诊断去开医学证明。而且，山东精卫精神科所有医生都有资质开“性身份障碍”诊断。

最后，她让我去做一份MMPI（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和一份SCL90。

当我把两份量表交给她时，她扫了一眼，然后告诉我，最好是让我家长与她沟通。

我只能告诉她，我尽量。然后离开了她的诊室。

不是结束的结束

我默默地走出山东精卫的大门，沿着文化东路走向公交车站。起风了，风儿贴着大地流过，钻进裙摆，让我感到一丝寒意。即使夕阳已经把天空染成了温暖的金黄色，我也没有感受到温暖。我在夕阳下一路向西前进，走向未知的前方，把长长的影子抛在身后，仿佛那是一束遗憾。

作为一个讲逻辑的培训师，我就用职场常见的SWOT分析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S（优势）：胡蕾主任给了我一个初步诊断，至少证实了我是真正的跨性别女。

W（劣势）：即使我已经人到中年、经济独立、远离父母，但是要获得最终的确诊，仍然也是绕不过家长这一关。

O（机会）：有了这份初步诊断，我至少有了出柜的底气，可以光明正大地把我是跨性别者这件事情告诉每一个人。

T（威胁）：如果不能说服家长同意，那么我就无法从山东精卫获得确诊和医学证明，接下来，我就不能从合法渠道购买激素替代治疗药物，而且日后做性别重置手术和更改身份证也会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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