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1日，晚上9：50分，一个于我而言再平常不过——又是上课、吃饭、再上课、再吃饭，然后空余时间玩会手机，做会作业，最后上床睡觉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日子。这会儿，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我爸。

    自从上了大学，相隔两地，一个月里在家的爸妈总会打几个电话。所说的话也无非问问学习情况、生活情况以及身体状况。

    说实话，这样的慰问其实挺让我反感的，觉得没什么意思，又有种生活被打扰的感觉，感觉时时刻刻都在父母的监控之下。

    但良心不允许我挂断电话，特别是想到远在他乡的父母在挂念着你这个事实，内心就会有一点感动和产生强烈的内疚感。

    不过奇怪的是，即使很多次内心遭受煎熬，我也从不主动给我爸打电话。为了这事，他还教导过我好几次，也恳求过好几次，但无甚效果。

    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美其名曰，似乎是年轻人的倔强，想要彰显自我，过一个人的生活。但归根结底却又不是，倒更像是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膜。而这隔膜是怎么形成的又说不清了。可能是长久以来上下尊卑的压制使然，也可能是刚上大学那会，我爸没给我买手机，给了我一个二手的，又可能是每个月用不够却要谎称够用的生活费……哈，似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摆脱不了一种金钱关系。

    有点扯远了，再回到电话。我像往常一样内心毫无波澜地按下绿色键，“喂，爸。”

  对面传来熟悉的声音，“XX，你外公不行了！”，有些突兀，但却又很平常。

    对大多人来说，死亡该是个伤心的话题，特别是当至亲的人离去时，那种痛彻心扉或许要用一辈子来化解，也或许至死都无法释怀。

    我是个俗人，当然也不例外。只可惜随年岁增长，成年人复杂的情感评判标准逐渐取代孩童时期简单的“好坏论”，又因长久的分离，外公这一至亲概念已经迷糊了。在血缘上，他当然还是我的至亲，但在情感上，他更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所以他的死，我并不感到难以接受，甚至觉得在意料之中——老人已近80，到这个年纪，大多人都走了。这是生命的规律，没有人可以逃脱。

    我爸显然也这么觉得，所以接下来，他用很平静的语气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事情其实很简单，甚至有些可笑，但确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外公是个高血压患者。一个星期前，他早上起来，突然觉得头痛地厉害，却没意识到是血压突然升高导致脑溢血，而是依据经验自诊为“脑抽筋”，认为问题不大。他甚至叫来外婆，帮他一起敲头，希望以这种笨方法缓解疼痛。

    自始自终，他都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向子女报备或叫急救车。最后，是隔壁邻居发现了不对劲，才驱车将老人送到镇上的医院，但已经错过了医治的最佳期。医生诊断，拯救的唯一方法是动手术，不过风险很大。

    奔着生的希望，我妈等人同意了手术，只是奇迹没有降临。术后，外公彻底陷入了昏迷。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呼吸依旧，脉搏仍跳动着，但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医生说，这叫做植物人，如果一直接受高额的医学治疗，能够继续活3—5年，但需时时刻刻有人贴身照顾。

    他还说，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患者家属都放弃了。因为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所需医疗费确实太高，普通人家难以承担。

    权衡之下，我妈等人最终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因为我们家和舅舅家正是他口中所说的普通人家。

    当天外公被接回了家，但没过几天，就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电话到这也近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爸好像还叮嘱了我几句学习上的事宜，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因为，此刻，我整个脑子都被他的另一句话占据。对于外公的死，他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吗？作为一个女婿，他的确尽到了本分。但尽全力了吗？显然没有。

    不管是我妈还是我舅，作为子女，在生命和金钱两者之间，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向天价的医疗费屈服，向现实的残酷性屈服。

    然而，没有人能说他们做错了。相反，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决定，因为换作是我，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作同样的选择。

    只是，我们那样选择真的是因为无奈吗？无奈固然有，但真正原因恐怕是不重要吧。如果一个人对你而言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哪怕只有0.001%的希望，你也会不计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吧。

    外公走了，我并不感到十分伤心。但他活了一辈子，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即使是至亲血肉，将他视为极其重要的人，愿意为他的活拼一把。这一认知让我感到害怕与心痛。

      或许人生本如此，他的残酷性就在于：所有人都知道“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但没有人知道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遵从本心给出自认为最好的答案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