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士岗，位于襄城县以北１２公里处汾陈乡台官李村西地，也是我的故乡所在。这块岗地突兀于千亩沃野之中，是襄北大地珍藏的古老经典。今天阅读到这部卷帙浩繁年深月久的史书心境如春景一样的灿烂。
远古时期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大约在“打开龙门口，旱干柳洋江”时期，有一个姓伊的人家迁徙到村中居住。这个带有氏族部落印痕的家族，倚重村东文化河与岗西河的舟楫灌溉之利，开拓出一方乐土，渐成当地的名门大户。几百年间，他们不分家析居，同吃同住同劳作，一直过着大家庭生活。
然而，到商朝末年，大锅饭造成了人心涣散，竞相乐逸，小金库叠起，家族入不敷出的艰难局面。就在此时，这位丑陋的女子以长门长媳的身份入主伊氏家门。
嘲笑声中，她秉公办事，清肃污浊，克勤克俭，巧理稼穑，终使家道中兴。更可敬的是她茹苦含辛育子成才的事迹，惊动了孔老夫子，被记载于《论语·微子》之中：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随、季騧”。
周文王即位之前，深受古雅家风熏陶的这四对双胞胎同任周之虞官，在管理山泽中，山林茂盛，泽鱼兴旺，生态平衡，很有政绩。文王伐纣时，曾征询八士意见，八士以“神弃殷商，天助周兴”的鲜明观点支持正义战争。灭商后，武王病逝，成王继位，伯达照管新主膳食，伯适专管朝廷郊祀天地之事，叔夜曾参予平定蔡叔之乱。仲突、仲忽曾受命教导幼主康王。季随开始也在成王身边服侍生活起居，后隐居山林，季騧则指挥了讨伐淮夷之战。
鉴于他们为周王朝建立和巩固立下的历史功勋，《汉书·古今人表》将其列入历史名人序列的“中上”位置，视为“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衰”的一代“仁人”。《四书集注》的作者朱熹赞扬他们是“一世之高士”，《四书训义》称：
“周之作人盛也，于是贤者之生不可胜纪。尤异者八
士而集于一家，一家而八士产于一母，一母而八子四乳
同生，而八子者皆周多士之选也”。
认为这不仅是史无前例的奇异现象，而且是周初仁义并至，政通人和，人才济济，振兴国家可喜局面的一种象征。
村小学院里尚存十几方残断古碑，有的因长期风雨侵袭而字体模糊，有的因暴力肆虐而仅余碎块。其中，教学楼南壁镶嵌的“周八士故里”碑，依然完好无损，斗大字样，苍劲有力，折射着３０００多年的沧桑与永恒，抚摸着古碑，听着几位老人讲述的故事，不由想起这里诸多的历史遗趣。
八士岗高约百米，方圆９．５公里，是一块似山非山，独秀平川，河走两翼，聚风萃水的一方宝地，素有“嵩岳余脉”之称。周八士生于斯，长于斯，又长眠于斯，是他们回报母爱，答谢故里的亲情归结，也是上苍垂青赐我襄城的一笔宝贵财富。
虽然原来八大坟冢一字排列的盛貌不在，只剩孤冢一座和满地瓦砾，但３０００多年来，它却以强劲的韧带与磁力，吸纳会聚着当地的古韵和精华，并以无形的潜力与巨大的张力，创造出允文允武厚重灿烂的地域文化。
明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年），襄城举人李恒破天荒地考上进士，后步入朝阁，任“抄发章疏，稽查违误”的正五品礼科给事中。正是由于他的引领，襄城县才开启了“襄半朝”及明清两代进士５３名，举人２９１名的辉煌年代，才打造出李氏家族“进士３人，举人１７人，尚书１人，将军１人，七品以上官员２０人，州府县教谕、训导１０人”的奇异文化现象。
李恒是户部尚书李敏的叔父，是李家自山东冠县迁襄后的二世祖。但是，他病逝后并没有在紫云山本家山田中埋葬，而是在八士岗南麓赤涧付村伴８位先贤长眠。由此可以看出这道岗陇在当时的影响，也体现出当时仕人学子对周八士的钦慕之情。
此后２００年间，八士岗人杰地灵，文风盛起，俊彦辈出，名人荟萃，再次成为举世注目的人才之乡。其中，最著名的是李绍、张淮、付廷献三位名人。
李绍，是以研究天文气象走上科举道路的奇才，《嘉靖襄城县志》记载：“李绍，少业儒，通星历推步之术，正统间，有司以天文生举，效艺于钦天监者三十年，以随军功任本监漏刻博士，升南京钦天监正”。
读这段文字可知，从小学习儒学的李绍精通星象历法的推算之术。正统（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间，礼部以“天文生”选为举人。在钦天监精心钻研效力国家的３０年间，为军队择时进退，决战胜负提供了可靠的气象资料而提升为专门研究计时科学的漏刻博士，于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年擢任正三品钦天监正，俗称台官，相当于现在国家气象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及天文台长。
李绍留下祠堂与观星台的遗址以及响亮的台官李村名，还留下许多神秘玄乎的故事。传说一年麦后，李绍正在麦场晒麦子，被一位进京赶考的举人看到。举人劝阻说：“我测今日有雨，快把麦子收起来吧。”李绍说：“我也测今日有雨，但我算出下不到我的场地。”举人不信便以闲聊方式等雨，欲淋湿麦子来炫耀测算过人。谁知待会儿雷鸣电闪之后，果如李绍所言，暴雨相距麦场仅数丈之远。
春节在家，读书之余，想到工作在外难解对家乡的思念，就找来资料索引成章说说我的家乡，不然几百年后，或许我们这些子孙就会忘记自己家乡的历史了。
以此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