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诗歌是人内心情绪的表达和抒发。事实上，诗歌在表达和抒发情感的同时也参与了情感隐秘的酝酿，以难以觉察的暗示力影响着精神的生长和心灵运行的方式。这其中，有一些情绪和意愿得到反复咏叹、渲染并逐渐强化，有一些情绪和意愿因为受到冷淡和歧视而萎退，因此，诗歌的写作和阅读都可能使人形成某种心理的定势，左右诗人对生活世界的感知和行为反应。可以说，诗人在创作的同时也在建构自己的人格，涵养自己的气质。倘若我们认为心灵健康、灵魂升华比它的反面更有价值的话，诗人就不能不过问自己写作中隐含的精神导引的取向。当我们细心过问诗歌中的精神指向时，就会发现，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存在着某些危险的陷阱和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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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对现实苦难的放大，助长了诗人对生活的无奈感和无助感。
今天，已经没有人会相信完美的乌托邦了，接受种种存在遗憾和不幸的现实，成了生活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生活必然地交集着痛苦与慰藉、幸运与挫折，交集着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对于人生的际遇，诗人是最最敏感的人群，但通常他们敏感的不是现实的全部。他们对生活负面的敏感远远超出生活的正面。他们对一朵花的凋谢比对它的开放要敏感一些，他们对一只小鸟的坠落比对它的起飞要敏感一些，他们对离别的悲伤比对重逢的欢乐要敏感一些，他们对贫寒的境遇要比对富贵的境遇要敏感一些，他们对人去楼空要比儿孙满堂要敏感一些，他们对孤独凄楚要比对和睦相处亲密无间要敏感一些。他们习惯咏诵悲伤、幽怨、寂寞、孤独和绝望，而不太自觉地去表达欢乐、祥和、亲善、慰藉。比起在黑暗中发现光明来，他们更愿意在光明中发现黑暗。在诗歌特别是当代诗歌中，诅咒多于礼赞，哀叹多于歌唱，凄怆多于愉悦。
诗人的这种情感取向与诗歌本身的特质和传统不无有关，自古以来，诗可以怨；愤怒出诗人；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书写伤悲苦难之事，更容易调动人的情绪，打动人的心弦。因此，诗人们往往要“为赋新词强说愁”，造作自己的情绪，过分地渲染生活悲剧的一面。殊不知，这种职业的追求隐含着陷阱。诗歌对悲凉愁苦情绪的着意造作，非但不能清除人内心灰暗的情绪，使心灵的天空更加晴朗，反而导致这种负面情绪的繁殖和积累，使心灵更加阴沉和壅堵。在不断加强的咏叹中，灰暗的情绪就像乌云一样集聚起来，愈来愈浓郁，最终可能将心灵覆盖。在诗人顾城和叶赛宁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伤悲、忧郁、柔软无奈的情绪在郁结着，化解不了：
我无法召回那凉爽之夜，
我无法重见女友的倩影，
我无法听到那只夜莺
在花园里唱出快乐的歌声。
那迷人的春夜飞逝而去
你无法叫它再度降临。
萧瑟的秋天已经来到，
愁雨绵绵，无止无境。
昔日在生活中体验的欢欣，
早就已经不冀而飞，
心中只剩下冷却的感情，
失去的东西．永不复归。
——（叶赛宁：《失去的东西永不复归》）
正是这种情绪最终使他们不堪承受生命的存在，以一种拒绝生命的方式来拒绝生活。
在阅读许多当代诗人的作品时，我感到有黑色素在沉淀。许多写得不错的诗篇，给心灵投下的更多是阴霾而不是阳光，给人的襟怀吹来的更多是凛冽的寒意而不是暖融的春风。
2
当代诗歌在放大现实苦难的同时，非但没有给以人们承担苦难和不幸的勇气，反而消解和打击这种勇气。它不是让人敞开胸怀全然地接受生活的各种可能性，而是企图拒绝和回避。
人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需要妥善处理，达成某种和解，人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从容地生存。和所有的文学活动一样，诗歌的写作本身就是诗人处理自身与现实关系的一种方式。然而，许多诗人非但不去自觉寻找与生活的和解，反而别有用心地挑拨人与现实的关系，使之变得更加紧张、对抗、破裂，似乎他们渴望看到的不是这种关系的和解，而是它的崩溃，因为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诗意的追求所需要的。
如前所述，社会的不合理、人性的不完善，命运的不如意，自古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承担这一部分现实成为人们不可?卸的责任，而承担这一部分现实需要足够宽坦而通达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意志，而拥有通达胸怀和坚忍意志的人，往往能够把世道的不平和人生的苦难当成对自己心灵高贵品质的验证，因此他们能够藐视和忽略生活中发生的挫折和不如意。然而，当代诗人缺少这种超迈的情怀，多愁善感的他们常常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与个人的社会命运过不去。他们在描摹人与现实关系时，一方面肆意渲染了世道的黑暗和污浊，夸大了生活的苦难与人生的无奈；一方面又在打击人面对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拒绝给予人精神的激励和加持，拒绝支付任何希望的曙光。在当代诗歌中，我们感受到太多失意的悲凉，太少英雄主义的豪情，古典诗歌流淌的豪迈的情怀和坚韧的意志，正在被人自觉不自觉地用硫酸消解。在被称为草根性诗人的杨键的诗中，充满着对生活无奈的悲叹，弥漫着黄昏的气息：
一只小野鸭在冬日的湖面上，
孤单、稚嫩地叫着
我也坐在冰冷的石凳上，
孤单、稚嫩地望着湖水。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
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
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
在这浮世上。
（杨键《冬日》）
像一根带血的细绳子，
像一个抱着婴孩的穷母亲。
像窗玻璃上的泥点，
这是那片树林里灰斑鸠的啼声。
风大起来，
湖面昏暗、空阔。
仿佛我的生命
就要显露出来——
——（杨键《灰斑鸠》）
诗人对自己生存勇气和信心的打击，最终可能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脆弱的鸡蛋，而现实因此成了嶙峋的石头。意志的自我消蚀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自残行为，许多诗人虽然没有自杀的表现，但从他们灰暗消沉的面容可以看出，对诗歌的热爱已经深深伤害了他们的心灵。
诗人余地妻子身罹绝症，两个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嗷嗷待哺。在这个时候，诗人最需要的是一种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一种将苦难转化为欢乐的炼金术，但他所钟情的诗歌之神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支持。他们的死亡可以视为对某种诗歌状况的警示，并不是所有倾向的诗歌都是生命必需的。有一个部分自由的实现可能会导致所有自由的废黜。
诗歌中情绪泛滥与意志萎缩的结果，是以精神贵族自任的诗人沦为精神的难民，原本还要救渡别人的人反而最需要救渡。
3
作为时代的见证，一个时期以来，诗歌的精神品质下降，非但没有给人类高尚的情操加冕，反而在嘲弄和耻笑这种情操。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当代诗歌对精神价值的过度解构和祛魅，使人赖以支持自己生存的意义越来越少，生存本身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前景越来越渺茫，人他们很容易走到断崖边上，面临虚无的渊薮。
一百多年来，由于诸神的退隐，人们不再仰望星空，诗人也回到大地，叙述尘土里的事情。对于中国的诗人来说，1980年代他们还保持着一种眺望的姿态，他们踮起脚尖眺望着朦胧的地平线，期待星辰的升起，哪怕只是一颗流星。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人们便已经收回眺望的目光，并将其投注在身体及其所对应的事物之上。一个时期，身体写作漫延全国，书写的部位也由上半身降到下半身。粗鄙化的书写一度泛滥（现在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对超出身体、特别是超出个体自身的情感关怀和价值投奔，采取一种嘲笑和戏谑的态度，诗人脸上流露出对形而上慰藉不屑的神情。对于生存的意义，当代诗人除了在解构和祛魅中寻找邪恶的快感之外，没有任何的建构。过度解构的结果是生存变得愈来愈荒谬和凄凉，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而死亡反倒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了。
诗歌的写作是直指人心的，诗人对人与现实关系的处理首先从人内心情绪的转化开始。当代诗歌对情愫的转化不是向上的升华，而是向下的排解和发泄。这种从天空到大地、从精神到身体、从上半身到下半身一路向下的形而下的精神导引，隐含着绝望的结局。它把人们生存的根基彻底暴露在土地的表层，一旦遇上命运的暴风，一旦身体（形而下）层面的运作遇到挫折和难以克服的障碍，人就丧失生存的根基，他的心灵就无所凭借，显出了极度脆弱的品质。
有的人认为，诗人的自杀是可以原谅的，还有人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解释诗人自杀的意义，认为“天才的诗人可以对庸碌的尘世生活不屑一顾”；“诗人自杀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虚空”。我想，对于已经自杀的人，别人的原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担心的是诗人灵魂里的良知原谅不了自己，因为自责和内疚而生活在地狱之中，不得安宁。我们也不应该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高估诗人自杀的价值，更不要美化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当代诗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都还是一些精神的浪子，谈不上什么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和皈依，也缺少祭奠某种崇高信念的献身姿态。像顾城、余地这样的诗人的自杀，你说能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呢？
不要为诗人的自杀寻找形而上的借口，当代诗人缺少的恰恰是形而上的关怀，弃世与出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对现实的拒绝和对生活的超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些不幸的诗人，借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他们证悲证苦，但没有证觉。他们的结局是双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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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国人的精神不断地向个人本位回归，这种回归积极的一面是加强了人对自己命运的承担，不再互相侵害权利和推卸责任，但它也有着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人把胸怀包裹起来，对个人利益范围之外的事物少有关心和敏感。在这种社会潮流的裹挟之下，诗人也遁入自己的内心，他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自恋的状态。当代诗歌中对人与人之间疏离感和自身境遇的过度敏感和焦虑情绪，都是自恋情结的表现。而自恋使人变得偏狭和患得患失，并不是人爱自己的最好方式。人需要通过爱别人的方式来爱自己。
美国德州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别出新裁，他们用电脑程序分析了292首诗作，其中156首来自9位自杀身亡的诗人，其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