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母初到上海带了近八十两黄金，因上海的宁波老乡很多，所以我想阿娘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来闯上海的。试想在那个年代一个孤身女人还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可能贸然变卖家产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呢？所以一定有人帮助她的，起码到上海是有个落脚点的。

阿娘到上海后开过一家饭店，还开过一家浴室。我们小时候家里用的瓷盘都是那种厚厚的白瓷，上面还烤印着绿色的小商标和外文。现在看来能用这样的瓷器作餐具的饭店的格调和规模不会太差。只可惜饭店和浴室最后都倒闭了。为什么倒闭，饭店开在什么地方我从没听阿娘提起过，也许那是她一辈子的痛吧。

也正是创业的那一段经历，使得阿娘自认为我们家与一般的市民不一样，这却实实地害死了一个年青人。我有个堂兄，家里人叫他阿大，他叫什么名字我至今都不知道，从小被阿娘宠着，长大了什么都不做，学做什么都被阿娘阻止，认为这不是我们家的孩子该做的。

临解放时阿大离家出走了几个月，一家人到处找也没找到，阿娘是急得要死要活，因为我是解放那年出生的，所以从来没有见过他。后来一直到五七、五八年的时候，他自己回来了，说是在跟几个人去参加青年军去了。当兵回来后什么都没学会，学会了偷。阿大身体还不错，晒得很黑，大概是野外劳动的缘故。说话很和气，对我们兄弟也很好，有次还带我到弄堂口买了菱角给我吃。

有一天我们正在睡觉，天刚放亮，忽然有人敲门，然后就进来了两个警察直接问阿大：“袁某某是你吗？”阿大哥说“是。”“你起来吧！跟我们走一趟。”警察走时还带走了家里的户口本。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大哥了。

一直到我们到了合肥，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姐姐写信来告诉姆妈说家里接到通知，阿大哥在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得了肝炎去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阿大是饿死的，三年灾害时期安徽死了很多人，更别说一个劳改犯了。

一九六三年暑假我到上海住大姐家，一天去黄河路看妈咪，妈咪烧了一只红烧南瓜，一只长豇豆，还有番茄洋山芋汤。吃完饭后妈咪告诉我阿大哥的死讯，我说姐姐写信说过了，妈咪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上海出去到安徽的很多人家都收到了死亡通知书。

我当时什么都没有说，虽然我年纪小，可我就生活在合肥郊区，我的同学们都是肥东县农村人，我每天上学放学走过经过的路两边都是农田，还有几块坟茔地。那年月遇见最多的就是出殡的做丧事的队伍。道路两边的坟茔地里，坟头在不断地增加，墓地也在蚕食着耕地。我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可惜了我的阿大兄，尽管你不学好，可也不该如此枉死啊。

回过头来说我阿娘，阿娘长年吃素拜佛。我的小姐姐脚踝生了骨髓炎，到处都看不好，脚上都流脓了，后来她坚持每月的什么日子吃素，奇迹发生了，姐姐的脚好了。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是很不好治的。

我的祖母吃素是有来由的，听阿娘和母亲她们聊天时说起过，阿娘尚在年轻时不知家里要办什么事，就买了只猪，准备第二天杀了办事用，可当天夜里阿娘梦见条凳上捆绑了一个年青后生，求阿娘救救他。我阿娘惊醒了，天一亮阿娘就马上叫人把猪退还了。从此阿娘就不吃肉了，后来只要长眼晴的都不食，只吃素了。阿娘是佛教徒，家里有许多石制佛像，很光滑，好象是滑石刻制的。阿娘空闲时就会数念珠一遍遍地诵经，尽管这样，灾难还是降临我们家，弄得最后家破人亡。

父亲被抓后，一九六零年，我的阿娘发精神病死了，在那个年代通俗地说是发疯，疯掉了。

因为在一九五八年的夏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跟着我同母异父的大哥大嫂支内到安徽合肥去了。大姐出嫁了，妈咪到北京做保姆去了，家里只剩下阿娘和我的小姐姐。并且在一九五七年的大流感中我的嬤嬷也逝去了，真正的家破人亡。

虽然阿娘年轻时坚强，勇敢，老了后却禁不住一连串的打击。她伤心，焦虑，终于疯掉死去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