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来做关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些内容，见到诸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断章取义，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后半句，添油加醋成为‘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之暴论。且有甚者，添以“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成为所谓“四纲”，不惟引人发笑，更兼消解原初意义之感。今试论其演变，以致正本清源之效。

一、先秦时代“君臣关系”的发微

《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孔子看来，良性的君臣关系即是君主礼贤下士，臣民尽其之忠。

《孟子·公孙丑上》：“曰‘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公孙丑问，伯夷、伊尹怎样的人？孟子说，不事二君，不使二民，治进乱退，是伯夷这样的人；无论君民贤愚，治乱皆进，是伊尹这样的人；就仕去官，可久可速，是孔子这样的人。而孔子这样的行为是孟子要效仿的。

《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讲得是“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道理。

《韩非子》说“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顺从这三个准则国家就能得到治理，而违逆它们便会天下大乱，把“人事”上升到了“天道有常”的角度。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韩非子，“君礼臣忠”变为“臣事君宜”，君臣关系相对平衡的状态被打破。

二、两汉时代“三纲六纪”的形成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提出：“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认为在君臣、父子、夫妻这几组关系中，后者处于从属地位。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诏令百官及诸儒在白虎观集会，讲议《五经》同异，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等数十位今、古文经学家参与其中。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巨大分歧，以及汉初“天人感应”以降愈演愈烈的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共同促成了这场大讨论。讨论结束后，汉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统名《白虎通德论》，后又命班固撰成《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继承、发挥董仲舒天人之论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再次强调天是至高无上的，“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行，尊于天也。”“善称君、过称己何法……臣有功归于君何法？法归明于日也。”（《白虎通义·京师》）

它继承董仲舒三统三正说和改制说，将其改造为“三纲六纪”等概念。“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又有“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白虎通义·谏诤》）三纲五常至此已经齐备。

除却“三纲五常”以外，《白虎通义》中“夫为妻纲”的成份更为浓重。《白虎通义·嫁娶》记载，“故《传》曰：‘阳倡阴和，男行女随。’”“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女随男、地就天，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妇人所以有师何？学事人之道也。”女子出嫁从夫，所学的都是伺候人的技能。

“妇事夫有四礼焉：鸡初鸣，咸盥漱，栉纵笄，总而朝，君臣之道也。”夫妇之礼日常之仪亦从君臣之道。

“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殁从子也。《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也。”这就是“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是夫扶妇服之义。

至于“四德”，则在班昭《女诫》之中。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在《女诫》中自述，及笄之年嫁入曹家之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生怕自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让父母蒙羞。但是日久天长，婆婆“不渐训诲，不闻妇礼”，她自己也逐渐消沉。于是作《女诫》：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所谓卑弱者“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夫妇者“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敬慎者“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妇行者“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专心者“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曲从者“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和叔妹者“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名为与天下女性共勉，实际上全是曲意逢迎以求全的做法，却使“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以上皆引自《后汉书·列女传》）

  藉由《白虎通义》与《女诫》的传播，东汉时期成为“三纲”“五常”“六纪”之滥觞。

三、两宋时期“三纲五常”的变异

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为政第二》中提出：“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君臣、父子、夫妻之中后者进一步丧失了作为个性主体的独立性。

《礼记·大学》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达到至高的境界，应当用尽所有的努力。

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希冀通过自身不断地修身格物，致知“天理”，归返“天性”，以求达到“天（理）人合一”的境界。这时，理性清明，神完智足，能够摒弃“淫欲”（即不合乎“天理”的欲望），从而成为“完人”。

四、明清时期“纲常伦理”的嬗变

明清两代民间风行的话本小说助推了“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异域”等话语的传播，略举其例则有：

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张子房慕道记》：“我王岂不闻古人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

明·雪樵主人《双凤奇缘》：“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父不正，则子奔他乡。”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吾闻‘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况语云：‘君不正则臣投外国。’”

《康熙字典·系部·八》，纲：……又《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清·吴璿《飞龙全传》：“自古道：‘君不正，臣投外国。’”

清·李雨堂《五虎平南》：“古云：‘君不正，臣逃外国。’”

清·佚名《走马春秋》；“甚么朝仪，谁是他的臣子，君不正臣逃外国，父不正子往他乡。”

清·储仁逊《罗锅轶事》：“忠臣最怕君不正，孝子就怕父不良。贤妻他怕夫不淑，哀苦孩子怕后娘。”

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明清以降，“三纲”概念在市井传播中形成了广为认同、较为统一的含义，似“君不正”“父不正”之类的话语组合并非出自景点，而是在流传中根据的话本写作的需要形成的新的阐释。虽然“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等搜诸古书并未得见，但也可将之视为当今某种社会情绪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