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国人发现了茶这种独特性植物，掌握了利用茶改善人类生活品质的各种技艺，创造出“茶道”这个历久弥新的词汇，发展出多姿多彩、灿烂夺目的中国茶文化。茶，在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占据有重要的位置。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观点，道无处不在，青青翠竹、郁郁黄花莫不有道，茶中自然也有道的存在。
远在1200年前的盛唐时期，中国“茶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专论茶的著作——《茶经》。受其影响，又有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蔡襄《茶录》，明代朱权《茶谱》、田艺衡《煮泉小品》、许次纾《茶疏》、陈继儒《茶话》、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以及清代陆延灿《续茶经》等近百部有关茶的著作问世，使得中国人对茶的认识、了解和接受程度举世无双。唐中期的《封氏闻见录》中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于是茶道大行……。”从今日茶之为饮已遍及全世界的事实来看，陆羽《茶经》的影响决不止于唐代，决不止于中国，而是深远悠长，惠及全人类。
中国人一直都相信，“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此后，“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到了公元4世纪，茶这种原本只是药品、继而成为饮品的物质，已经悄然而坚定地全面进入中国从上到下各阶层人士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生活当中。无数的君王皇帝、王公大臣、文人雅士、佛道信徒，当然也包括更多的芸芸众生，爱茶、嗜茶，以茶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茶为优雅生活的必备元素。
绝大多数人认同，中国茶文化起于远古，兴于唐，盛于宋，普及于明清。唐代盛行经陆羽改造后的煎茶法，始有“茶道”之说；宋代煎茶之道渐趋衰落，而勃兴起所谓的“点茶法”，即将绿茶饼烘干碾磨成粉，放在黑色厚胎茶碗里冲以沸水，再用圆筒扫帚状的竹制“茶筅”进行“拂击”，欣赏茶汤表面泛起的白色泡沫后供人饮用；在经历了元代短暂而简约实用的茶风之后，起于赤贫备尝疾苦深知民生多艰的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废“龙团凤饼”之茶，全国一律改饮冲泡式的散形茶，逆转了“唐时古典，宋时浪漫” 的雅致考究的茶文化，客观上促进了茶饮风气在民间社会的流行。或许正是由于朱元璋对茶风的这一强力改变，明清两代成为中国茶叶制成品种大爆发的时代，中国茶叶六大茶类——绿茶、黄茶、黑茶、红茶、白茶和青茶中的后五类都是在明清两代创制发展起来的。
中国茶道作为雅俗共赏之道，几乎也是全体中国人的生活之道，历史上，不同地位、不同文化层次、不同信仰的人们对茶道展现出追求重点和追求层面的差别，既有文化人高雅情趣不离“琴棋书画诗酒茶”之乐，又有流传更广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同时还有“茶禅一味”的极高精神追求。但无论是生活，是雅趣，是人生极乐的享受，是出世间的精神修行，都可以直接关连到一碗茶汤；在这一点上，茶是唯一的，是最值得中国人继承发扬的传统文化财富之一，按当下的说法，它是中国一张显明靓丽的“文化名片”。
讲到中国茶道，最应当关注的是遍存于民间社会各个角落无处不在形态各异的“百姓茶道”。 梁实秋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必需品。”中国人很早就已经把茶当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茶有其“道”的话，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茶道。常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喝茶只在乎茶味，这种说法忽视了民间茶饮在“应对有礼、温良谦和、朴素清简、圆融和合”等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很多时候，茶在中国民间承载着德化教育的职能，朋友相聚，知己重逢，祝寿贺喜，商务洽谈，敬茶奉茶是中国人人际往来的润滑剂和试金石。茶还能化身为积德行善的手段，中国民间传承已久的“施茶汤”风俗，就是在巷口、村头、十字街头甚至山间小道放置大桶茶水，免费供行人饮用。
本质上，今日中国人之茶饮，基本上都可划入百姓日用茶道的范围，它与文人茶道、宫廷茶道、寺观茶道有明显的型态差别。今天的百姓日用茶，范围更广，层次更加细分。富豪们为“奇茶珍茶”一掷千金的行为，也不过是百姓茶的畸形变种，是百姓中暴发者炫富心态的可怜发作，与昔日之上流社会茶道的旨趣大相径庭。整理、发展中国茶道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弘扬百姓日用之茶当中所包含的真正的“道”，防止“富豪茶”“商业茶”之类的东西对百姓日用茶道的不当侵蚀。
周作人曾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话活脱脱就是现代文人对古老饮茶传统的遥远记忆。我们可以拿苏东坡一首《汲江煎茶》，来看看什么是古代真正文人的雅茶道：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你会在月明星稀的深夜，独自去江边汲取最深处清冽的江水煎茶吗？苏东坡会。这首诗展现的场景，是东坡先生月夜在江边用大瓢舀水装入带来的大瓮里，倒映在江里的明月同时也贮存到了春瓮里；再用小一点的杓，把水装入随身携带的瓶子里，东坡先生戏说这是在“分江”。“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画面、声响，无一不使人沉醉其中。幽静的月夜，临江汲水烹茶，这样的情趣、意境只属于古代，只属于东坡先生这样的文人雅士。深谙茶道的苏东坡知道，“活水还须活火烹”，所以才会“自临钓石汲深清”。真懂烹茶的人，是要把“茶水火器”这几个元素同时都调配到位的。还有，对境要作诗，而且要能作优美的诗，倘若不能挥毫泼墨作诗写赋，说到底，还是俗人。“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唐朝的修道人玉川子卢仝曾有“七碗茶歌”，讲“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苏东坡极爱此歌，但此时挠挠头说：只吃三碗茶便有文章五千卷，恐怕不行吧，还是坐下来，静听不远处那座荒僻小城里长长短短的打更声吧！
这种“雅”，让人联想起苏东坡《赤壁赋》里的著名句子：“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雅”与茶相合，便是古代中国“真正文人的风雅茶道”。周作人先生自己也说，“这种风致唯古人能有，我们凡夫岂可并论”。可惜的是，真正文人的雅茶道似乎只存在于古代，在现代已接近完全消亡。惟在中国台湾，当代茶人们追求“好茶、好水、好环境”，注重茶空间布置，讲究茶席设计，点滴融入中国文人美学、佛教禅宗观念，把它作为一种与当下生活结合的艺术，庶几可以当成对昔日文人风雅茶道的重现努力。
中国古代宫廷贵族茶道也是极为讲究“雅”的，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就与暴发户无异了。王公贵族的茶道其实也可说是文人茶道的另一个版本：其风雅品味是一致的，但一以清简素朴为荣，一以至精至美为尚。我们可以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以及宋徽宗御作《文会图》来说明宫廷贵族茶道的两个特点——风雅品味与至精至美。
宋徽宗赵佶宴群臣，召来的是大臣中著名的文人雅士，排宴的地点是宫廷内院的参天古树下。面前的巨案上，不仅有盘碟酒卮，同样有各种茶事用器。徽宗本人在图中作文士打扮，没穿朝服。皇帝文兴大发，与宫廷画家们共同创作了一幅绢本设色画，并在画作的右上角自书《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左上角则是当朝宰相，也是当时超一流的书法家、文人蔡京所题的和韵诗：“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可以想见，图中虽多大臣朝士，但哪个不是身怀六艺、文采飞扬？否则，恐怕他是没资格参加这样的饮宴华会的吧？宫廷饮茶之雅由此可见一斑。
“寺观茶道”精神意义的最好表达无疑是“茶禅一味”。中国古代常常需要长时间坐禅的僧人们认为，茶可提神，可助消化，多饮亦使人不乱其性。而茶中“先苦后甘”、“品饮须静”以及“放下一切方能入道”的特性，使得“茶禅一味”的说法极易被人接受。陆羽著《茶经》的前后，唐代佛教寺院尤其是禅宗寺院里饮茶已蔚然成风，不仅僧人们视饮茶为日常事务的一部分，而且禅宗寺院里还常常举办仪式严格的“茶会”。大约生活在公元720～814年的百丈怀海禅师，率先为丛林定规立矩，确将茶事穿插融汇于佛事活动的种种细节之中。禅师们又常常近取身边之茶以譬喻禅机，最为著名、流传最广的是赵州和尚“吃茶去”的公案。唐代夹山善会禅师（804～881）于唐咸通十一年（870年）居湖南澧州夹山寺，首倡茶禅境味之说，促进了茶禅文化的广泛传播。南宋杭州径山寺僧人以点茶法为基础创立了“径山茶宴”，所用的道具、茶书，供佛、待客、茶会、茶宴饮茶习惯和仪式蔚为大观，成为日后日本茶道的仪轨和效仿的对象。
文化传统赋予了中国人以相对旷达的精神，它教人要看得开，放得下。中国人所传唱所熟知的苏东坡《水调歌头》里这样吟咏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中国人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日本人讲“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的试探” 到底是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因为中国人不会对“残缺”加以崇拜，我们承认现实世界有不圆满、不完美，有缺憾、有无奈，但我们不崇拜这种状态，我们知道：“只要人长久”，就可以“千里共婵娟”，倘若人都没了，逝去了，“千里婵娟”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苏东坡的艺术成就和人生遭际，代表着中国文人的顶峰，自由穿梭于儒释道三家思想中的苏东坡，写过上百首咏茶的诗词。他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中说：“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游惠山》：“颇笑玉川子，饥弄三百月”；《马子约送茶作六言谢之》：“惊破卢仝幽梦，北窗起看云龙”；《送南屏谦师》：“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水调歌头·尝问大冶乞桃花茶》：“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试院煎茶》：“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等等。热爱茶的台湾作家林清玄说：“我读苏东坡的诗，很少读到他一再用典，卢仝是个例外。”为什么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会如此抬举文学史上地位远不如他重要的卢仝呢？仔细玩索卢仝的《七碗茶歌》，你会惊异地发现，原来七碗茶里蕴涵的就是真实而全部的人生，原来七碗茶歌早已破解了中国人之所以嗜茶的精神密码：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四碗之内，人生之忧也；四碗之外，人生之乐也。喉吻干渴，可谓身忧；情绪孤闷，谓之神忧；平生不平事，此是事忧；搜枯肠，成文字，又谓才忧。庄子《至乐》篇讥讽道：“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中国人又常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但倘使你愿意投入其中，平生之忧得茶之妙趣均可解之：喉吻可润，孤闷可破，枯肠可搜；吃到第四碗，平生不平事，尽随微微的轻汗从毛孔散发开去。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吃到第七碗，好似道家宗师列子一般，可以御风而行，奔着那神仙居住的清虚之地蓬莱山飞去了！如此境界，难怪千年之后，今世佛门大德赵朴初居士仍赞颂说：“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于苦涩中体味生命的甘甜，在饮茶中领悟人生的真相，这种境界使中国茶道灿然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对茶的认知。中国茶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流布广泛，也是因为吃茶人深深接受了蕴涵在苦中的乐趣。欧阳修《茶歌》中说:“吾年向老世味薄, 所好未衰唯饮茶。亲烹屡酌不知厌，自谓此乐真无涯。”林语堂先生说过:“只要有一壶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如此看来，中国茶道的终极文化指归乃是蕴于苦中的至乐，正如陆羽《茶经》所定义的那样：“啜苦咽甘，茶也”。周作人最为赞赏这句话，认为“此语尽之”，意思是，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意义上，“啜苦咽甘”四个字，把茶的概念统统都涵盖完了。从苦中喝出甘的味道，进而使人从茶饮中领悟人生的真谛，是茶对人类味觉以致生命意义的独特奉献。似乎，世界上还未曾有过任何一种其他饮料，对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产生了如此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