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话题挺不好说的。说偏说倚了，心胸狭窄；说的不偏不倚，矫情造作。但巧了，一次去律师协会做专题交流，台下一位常年做刑辩的资深律师也问了我一个几乎同样难度的问题：你最讨厌什么样的律师？
我不讨厌律师，相反，我其实挺喜欢律师的。我的老师、学生、师兄弟、朋友，好多都是律师，虽然未必是在一个城市，但发自内心，我觉得律师是很不容易的职业。我当时回答：实在抱歉，我可能要调整一下您的问题，不如我来回答，我最喜欢怎样的律师……
所以，面对辩护词的话题，我想也一样，与其说什么样的辩护词是不好的，不如说我觉得什么样的辩护词是好的。
第一，尊重事实和证据。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公诉人是控方，辩护人是辩方，所以在常人看来，公诉人是攻击者，辩护人是防守者。其实从法律论证的角度来说，恰恰相反。公诉人要从无到有，建立完整的证据体系，完成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而辩护人就像是攻城者，只需破其一点，就是胜利。所以，辩护方给控方所谓“制造麻烦”，是立场所在、职责所在。但这一“麻烦”找的对不对，就是专业所在了。这一“麻烦”往往就是庭审的焦点。很多同行，包括控辩审三方的同行，大多数都认为焦点是法律问题，实则不然。
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单纯的法律适用的争议已经越来越少，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胜负手的关键往往是事实的争议。所以，围绕事实阐述辩护意见的辩护词，无论给控方造成的麻烦是大是小，一定是一篇好的辩护词。然而现实中，往往存在建立在夸大描述的事实上的法律意见，如脱离事实指责被告人品德败坏、无限上纲做法庭教育的公诉意见，如脱离证据空谈法律理论、干拔人性本善的辩护意见，此类意见，无论文采多好，无论是不是“分工需要”，没有事实基础，就都是无本之木。除了哗众取宠、摄人耳目之外，对案件本身的处理毫无积极意义。
和我“交过手”的辩护人中，不论是如雷贯耳的大咖，还是寂寂无名的新手，只要是善于把握证据的，我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其中有一名辩护人，不算出名，常常在法援案件里出现，他在质证阶段总是会对案件提出各种证据问题，并在辩护意见中加以引申。我的一名学生曾在一次开庭后回来对我说：又遇到他，真的是无理也要搅三分。我说：辩护人对证据挑刺，其实是帮你成长，即便他真的是“无理”，那最起码也是锻炼了你的证据说理能力，因为有证据不等于能证明。
所谓“庭审实质化”是将证据还原法律事实的证明过程在庭审中充分完成。换个角度说，关于法理和人性的说理，人人都会，在公园里随便遇上一个晨练的大爷，都可以和你掰扯一上午的公平正义。但证据说理则不然，要求有极强的逻辑推演和细节分析能力。所以，在法庭上有底气在证据上“排开阵势”，才是“见真章”。
第二，关于书面意见和时间。也许是偏颇的观点，我始终认为书面意见和当庭发表的意见不是一个概念。但不论是公诉人还是辩护人，在法庭上发表意见，大多数都是对着稿子读。读稿子不能算错，甚至可以保证不出错，但可能还不能算“好”。一方面，庭审是千变万化的，稿子准备的再充分，也未必尽然符合当庭的实际。这时候，总不能指责对方“不按套路出牌”吧。另一方面，口语化的表达和书面语的表达本身就是两个概念。不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完全照本宣科读稿子的法律意见，几乎看不见，因为成文的意见于庭后提交法庭，记录在案，读不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书面准备就不需要吗？需要！书面意见是提纲，当庭表达的意见是对提纲的具象化表达，需要结合法庭调查的实际情况。这一点，辩护意见的空间比公诉意见要大，所以我更希望看到切合法庭调查实际的辩护意见，只有这样的辩护意见多了，才会真正推动庭审实质化，换句话说，好的辩护意见可以倒逼出好的公诉意见。
一个与书面意见有关的问题就是发表意见的时间。总有观点认为我们的庭审没有保障充分对抗，可事实上，没有哪个法庭是给予无限时间的，法官打断重复的、冗长的、目的不明确的渲染是常有的事情。即便是在对抗最激烈的美式庭审中，以“irrelevant”“prejudice”“Direct point”打断控辩意见随处可见。所以，哪怕是情绪的渲染也是以简明扼要、聚焦事实为基础的，“超纲”不论是无奈还是有意，都不是可取的。当然，这相当考验法律人对语言、心理、文化的驾驭能力。所以究竟是“不给说话”，还是不能“好好说话”，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在我从业经历中，控方被法庭打断也是常有的，“公诉人，请注意，重复的观点不要再说了”，这样的话相信公诉人不会陌生。法庭不是个人秀的舞台，是当事人权益和公众利益的权衡之处，不论是公诉意见还是辩护意见，洋洋洒洒不如一针见血。曾有一篇辩护意见，至今烙在我记忆深处，哪件案子就不说了，全文不过五千，但一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本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行业”，正戳中痛处。
法律意见是立场化的，但立场未必是对立的，即便是对抗立场，也有可能殊途同归，这也是法律共同体的基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