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长编》是煌煌巨著，但这种百科大全类的书，既然无所不包，就不免受篇幅局限，叫人感觉意犹未尽了，所论各朝文章人物，无非是略述时代背景个人小传文章特点再列举摘录后代名家点评一套模式，感觉像打太极拳，过于四平八稳，臧否人物如蜻蜓点水，没有多少个人创见，有些自己的观点更多隐藏在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名家意见的后面，太过于中庸。

▼ 我有时竟觉得中国的文学是从魏晋开始的，中国的儒教戕害了文学，孔子把诗歌（《诗经》）、史学（《春秋》）都阉割成政治的附庸，文人居庙堂之高是忧民、处江湖之远是忧君，从来没有自己，从未关心自己的灵魂。郭预衡说秦汉文学特点无非是颂功和抒愤，无非是帮闲和恨不得帮闲的文字，讲得好，无论颂功还是抒愤，文人都没有跳出功利的圈子，审视自己的生命。汉朝时期儒家讲天人感应，道家讲修真求仙，只有后来佛教东传，文人才有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俯仰的视角，才真正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水至清则无鱼，那么人至乐则如何？我想人至乐则无诗，一个人大彻大悟，通达至乐，应该是忘了诗歌了，你看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来到山区隐居，独自一人享受那份宁静而孤独的生活，说自己因快乐而无法安静画画，并哀求朋友不要寄书给他。反之，愤怒出诗人，只因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维我无酒，以遨以游，一个有较高文学修养且敏感善思的人，和光同尘的归隐生活未必能真正安顿下其一颗澎湃的心灵，从陶渊明留下的诗作来看，他写了不少，这多少可以看出他的隐士生活其实并不开心。

▼上古时，初民的思维世界里把人放置在茫茫天地之中，匍匐在星空和神灵之下，谈神；周公制礼，把人放在城邦狭小的空间里，谈君臣，谈家国；汉魏后佛教带来一种宇宙观，世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压力，人重新被放置到茫茫宇宙之中，人不再谈神，不谈君臣家国，开始关注自己——人的命运。把陶潜吹上天的是苏轼，夸他的诗是看似枯槁实则浓丽，其实陶潜的诗也就是枯槁，在他看来人生如白驹过隙，一切作为都是无用功，最终殊途同归一抔黄土罢了。汉魏建安诸子越是人生短促越是渴望建功立业，到陶潜这里人生苦短能做的不过是聊尽杯中物了。在他的诗中，人修短随化终期於尽的句子很多很多：“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田园居》、“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

▼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张扬人的精神价值，其实晋代陶渊明早就说过一句：”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形影神》），周易将人、天、地列为三才，正与古希腊哲学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同出一理。在陶渊明此诗中，人以其精神的力量昂然立于天地之间。

▼ 是谁最先从自然之美中观照人的精神世界？尽管庄子很早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但真正观察自然觅得山水之乐又有几人？《诗经》里有诗句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但那只是一种点缀，尽管屈原描绘出“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以承宇”的风景，但那只是他忠君思国伟岸形象的一种陪衬布景，淮南王刘安也说“以天为盖，以地为舆”、“执道要之柄，游于无穷”，可惜他口是心非，一心想谋反。只有到东晋时，诗人才看是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叩问自然山水间的真意。这时东晋的造纸有了很大突破，山水画经过顾恺之、戴逵的创作开始独立成为一个画派。

▼  陶渊明有多快乐？这是个好问题。陶渊明的诗中，我发现描写人生乐趣的都在结尾，而前面往往是对天地无极，人生有限、时光匆匆、世事无常的感慨，人生的快乐首先是建立在对这种不可抗力的清醒认识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抛去非分之想，安贫守道，所以怡然自乐。如“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等等，所以陶潜诗中描写自然，其实是在透过写景而描写那不随人意志而转移的天地规律，看似平淡实则透出无奈和酸楚，陶潜的诗往往描写运动和静止两种形态，一种是日月运转、春秋代序、草木枯荣，万物都在离合聚散的运动之中，一种是自己矢志田园、耽于诗酒的静止之中，在一动一静中陶然自乐，其实明眼人读了其诗都会明白，人生的痛苦怅恨如深沉浩瀚的大海，那点快乐不过是海面上激起的几朵浪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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