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也。】
疾，是急忙。舒，是宽裕。
朱熹注解说：“国无游民，则生子者众；朝无幸位，则食之这寡。不夺农时，则为之者疾；量入为出，则用之者舒。”
张居正讲解说：财用是国家百务所需，应当年年有余，以供国用。货财皆产于土地，如果务农者少，则地力不尽，货财如何能得到生产呢？所以必须严禁那游惰之人，是他们都去务农，这就是生之者众。
凡官员的人役俸禄，都出于百姓的供给，若冗食者多，则钱粮未免虚耗，必将那冗滥的员役裁革了，只有紧要不可省的地方才存留，则冗食者少，百姓易于供给，这是食之者寡。
国家有事，要征派徭役，但要放在农闲的时候，如果不能使民以时，正在农忙的时候你要他去干工程，就把农事耽误了，所以要轻省差徭，禁止不必要的工作，纵然有非用民力不可的时候，也放在农闲时节，使百姓能急忙去及时田作，这叫为之者疾。
财用出入，当有定规，必须算计一年的产出，来计划一年的预算开支。而且要善于储蓄，在三年之中，要积蓄出一年的用度，九年之中，要积蓄出三年的用度，愈积愈多，使常有宽裕，这是用之者舒。
如此，生之者众，则有开财之源，其收入就无穷无尽的增长；用之者寡，则有节财之流，其用度就有限。民间并不为税收的聚敛所困，而政府始终有充足的国库，常用常足。
张居正说：这是经国久远的规模，非一切权宜小术可比，所以谓之大道也。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很羡慕中国的制度，一是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当时欧洲的家族，都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一切土地和财产，小一点的孩子就要自己去当兵或找工作。长子继承制有什么缺点呢？就是一人拥有大片的土地，那么他对土地的产出效率就不那么关心了，他会留出大片出地供游猎赏完之用，而不是把土地都开垦为田地。他的身边呢，也必然聚集一大批的清客耍友，陪他玩，靠他的赏赐养活的。他们这一大批人，都不事生产，全是国家的蛀虫。所以，一定是土地分为小块，分田到户，每一块土地都有一个家庭靠他养活，则每个家庭都有动力去尽其地力人力，国家才能富裕。中国正是这样，亚当斯密说，中国政府和百姓，都有巨大的动力去提升地力，政府组织改进灌溉和农业基础设施，百姓家家户户勤劳耕作，所以中国比我们整个欧洲还富裕。
张居正讲得比较具体，主要有两条，一是对游民的态度，不事耕种，又没有正当职业，没有固定工作的，就是游民。朱元璋甚至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所以中国社会少有失业问题，如果你游手好闲，于国于家都是罪，总有土地给你开荒种地。等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游民蜂起”，这就该天下大乱了。
二是讲储蓄的标准，三年存一年，《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民间谚语说：“家无三年之积难成其家，国无九年之积难成其国。”所以国家储蓄的标准是“九年之储”——《淮南子·主术训》：“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这就是中国的储蓄传统，没有金融，不用杠杆，就靠储蓄，现金为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