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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东  追  忆  （四）

《陕西外事》（陕西省政府外办）

九九年第十二期（1999年12月）

  老驻地工程师的名字叫做穆罕默德，我们就简单地叫他“老穆”。他家住在巴格达市区内一个很高雅的街区。四周清洁而安静。尚未进院，一条凶猛的大狼狗已经咆哮着冲了出来。主人只用手指一摆，狗就顺从地退了回去，蹲在主人的身边，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们，不太情愿地目送我们进屋。

  客厅很大，彩电、录相机、空调、冰箱和皮沙发，应有尽有。这一切今天在我们的眼中是太平常不过了，可是在当时，国内家中有彩电的真可谓凤毛麟角，更不用提什么录相机了。他的夫人端出了茶水，全然是位苏联贵夫人，身边跟着一个十来岁的金发小儿，名字叫沙义德，阿语却是“先生”的意思。她谈吐大方地欢迎了我们，便告辞退了进去，留下我们谈正事。

  说是正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只是约他带上夫人去公司赴宴，以庆祝项目正式开工。他愉快地答应了。说来说去，他又拐到了什么“电话还没给装上”、“由于拒绝参加复兴党，处处受歧视”的怨天尤人中去了。我们当然赶紧好言相劝，转移话题。

  趁着王翻在用阿语和他交谈的功夫，我细心地观察着他的神情。他满头灰发，留着爱因斯坦式的胡子。根本看不出他与当地的阿拉伯族人有什么不同。望着他，使我联想到常在街上看到的与众不同的库尔德族人。常是一个穿着大裤裆裤子的年轻人领着一群披着黑袍子的乡下妇女，胆战心惊地过马路。还有那些在政府或公司里当差的中年库尔德汉子。他们总给人一种二等公民的感觉。所以，老穆平时不平衡的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回来汇报后，楼上楼下便忙乱了起来，为晚上的宴请进行准备。经理夫人也一改平日里一身国内政工干部的朴素打扮，换上了鲜艳的旗袍，还挂上了一串珍珠项链。厨师小张是我出国前在招待所认识的，是天津局的。他年龄比我小，听说是一个项目队的，格外热情。出国后，由于手艺出众，不久就从我们队调到公司来了。他拿出了看家本领，摆出来一桌极丰盛的晚餐。客人边吃边赞不绝口。晚饭中，经理向老穆询问了许多有关工程的具体要求。有些在实际中是极难做到的。整个标书给人一种要求格外苛刻的感觉。但，他是老监察了，一切事情在他的答复中都变得简便可行。经过此次宴请，双方了解得更多了，开初那种茫然的心理已荡然无存。

  饭后，告别时约定下周三，他再来公司谈具体的工程进度。

  转眼，会谈的日子到了。早饭后，我坐在客厅里等着老穆的到来。八点刚过，落地窗外，已经看到了他那白色越野吉普开了过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开进院来，而是停在了门外。他走下车来，手里拿着一卷很长的图纸。我正要起身迎去，却见公司的两位翻译已经接住了他，指手划脚地在说着什么。我觉得没必要出去了。可是一下子就跑进一个人来，说：“苏翻，他们让你快出去，说是老穆又不来谈判了，三天以后再来。问你上周是怎么与他约的时间？”听罢此言，我的心一下子有些发毛。为了这次技术谈判，公司和项目队做了充分的准备，人马齐全地正坐在会议室里恭候，如果因为我翻错了而白忙一场，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他们面前。原来由于老穆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很难让人听得懂。我也是接触过几次才慢慢习惯了他的不是很地道的英语。一问才明白，他的司机的弟弟刚刚在前线阵亡了，政府给那司机三天假料理后事。所以老穆先把图纸送来，打个招呼，等把司机送回去后，自己再开车来，估计要耽误半个小时的样子。如此一来，我的心才放了下来。

  技术图纸出国前已经反复研究过了，会上除了提出几个具体问题之外，也没有什么大事。老穆对问题都一一作了回答，并作了笔记。

原来，我们要修建的五座大桥全在军事区里，战争时期在军事区里修路架桥有多么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公司才在竞标中中标吧。反正我们现在需要干的是把这些图纸变成实物。一号至四号桥一字排开地修在离巴格达75公里的哈巴尼亚湖下游，相互距离数十公里不等。这哈巴尼亚正是前不久联合国核查人员开始空袭前从巴格达撤往离境之地的哈巴尼亚空军基地。五号桥却在五六百公里以外伊拉克和约旦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鲁特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全体工作人员整装待发，单等开赴工地的日子的到来。这天早晨，刚吃过早饭，老穆没象往常那样事先电话预约，自己风风火火地开车来了。他走进屋来，只一句话就使大家目瞪口呆。     

  老穆一进屋就说：“我明天就调走了，由一个年轻人来接替。”经理忙问原因。原来，路桥司刚刚签署了由一家瑞典公司承建的大型水电项目，决定由老穆去当驻地工程师。另派一名刚从巴格达大学毕业的人来。他安慰道，项目照样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何况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找他帮忙，他在部里毕竟熟悉。他又嘱咐道，现在的年轻人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大不相同，见什么要什么，比如小汽车什么的，所以你们应该注意防范一下才好，免得他“见财起意”。送走他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刚买回来的那辆新“皇冠”藏起来。

  新来的这小伙子也姓穆哈默德，我们就叫他“小穆”。初次见面，觉得他人还随和，客客气气的。就这样，每天清晨五点，我和司机小王从巴格达办事处出发去他家接他，前往工地。晚上下班后再送他回家，之后再返回办事处住。因为工地离巴格达75公里，如果早晨从工地出发实在是太早了。

  工程开始了。他是刚毕业的学生，似乎不及我们想象的那样贪心。平时提出的，无非是些帮助换煤气罐之类的小事。由于时处战争期间，巴格达几个煤气站上永远是人山人海，换罐煤气不知有多难。我们给他换当然免去了不少麻烦。开始几次，他还张罗着要给钱。因为事先领导已嘱咐过，我就说：“小事一桩，钱就免了吧。”从此也就成了规矩。

  平日里，在他办公室里摆上几罐饮料，我见他常把剩下的几罐带回家去，就在办公室里放上一箱，随他拿用。初时由我陪着他吃饭，后来就让他自己单独就餐，这样我们俩都觉方便。

  工程顺利地开展了起来，有要他批准或签字的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拿过来就签,很好说话。当然，工程质量是一定要保证的，绝不能自已砸自己的牌子。

不想意外之事还是发生了，并且事情不是出在工程上。

头件事是巨额罚款，当然不是工程罚款。刚开工不久，人员和车辆都很紧张，无暇他顾。阿语翻译小丁几天来一直嘟哝着对我说，全队二三百人，来工地已经两三个月了，还没办居留手续。根据移民局的规定，到达后一周内不办理手续就要罚款。按照人头和天数算下来，罚款数字简直大得不得了。我一面向领导汇报，一面劝他不要着急，每次找领导时一是要反复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二是要作好记录：比如都要了几次车，是什么时候要的,为什么没派。以备出事时分清责任。几次催促下，头儿们终于觉察到了问题的确很严重，赶紧派了几辆面包车，分批拉上人们前往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规定必须本人前往办理。办好手续后，果然通知交纳罚款两万第纳尔，也就是12万人民币。头儿一听，马上跳了起来，说道，真要交这么多罚款，我得卷铺盖回家了。头儿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求小穆和他的助手了。他们是当地人，肯定能跟移民局说上话，回头向他们俩表示一下就是了。头儿欣然应准。我和小穆一说，果然头一句话就是问有什么表示没有。我说工程是在你的管辖下，你理应帮忙解决呀。他于是派了他的助手和小丁一起前往移民局。我们放心不下，又打电话给老穆，请他帮忙说情。结果，罚款减半,成了一万第纳尔。头儿们对这结果还算满意，催着我赶紧到会计那里请款“犒劳”那二人。

  这第二件事虽是件小事，却无意中改变了我在国外的命运，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我平时很爱开玩笑，在和外国人相处，甚至在国外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和外国人混熟以后，好象忘记了他是外国人，只当是个普通朋友。等到事情发生后，可就悔之晚矣。有一次我俩在去工地的路上，小穆提到，我们这么大个工程，公司领导也不重视，从来不来工地看看。我说，这里的头儿就是总经理的代表，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得好好的，谁说公司不重视？他说，那我们是朋友了，朋友之间也应该常来往呀。我说可以向领导汇报他的看法。说到这，一切看来很正常。不想他又接着说，那我们两个党呢？是不是也是朋友？我顺口说道，那可不一定，也许还是敌人呢。话一出口，我发觉失言。背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因为一直不知道他是不是复兴党员，政治上是否偏激。不想他并没有计较。又讲到别的事儿，把我的紧张岔了过去。如果我吸取那次教训，应该不会发生这次事件，我的命运也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这一天，历经磨难，终于要上第一片梁了。我陪着小穆和吴总前往工地视察。望着吊车稳稳当当地把梁吊上了桥墩，小穆随口说道：“又该宰羊庆祝了。”由于他混熟了，平时贪占的胃口越来越大，我早已对他这毛病万分厌烦。一听这话我就急了，赶紧跟上了一句：“平时吃的还少吗？还要花几十个第纳尔，不是太浪费了吗？”闻听此言，他顿时沉下脸来，说道：“你回去吧，我不用你陪了！”我转身便走。吴总拉住我说：“别走，只不过是开句玩笑嘛，干嘛当真。”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我早就不想陪他了。”说罢，拂袖而去。               

回来后，我向头儿汇报说，我已经忍受不了小穆无休止的索要，希望离开他，因为工程主体已初见眉目。头儿说，正好准备对你另有任用，就让小何接替你吧。

  在等待“任用”的过程中，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不断地陪同分批回国的人们“逛街”。随着工程的进展，人们相继回国。在国外二年的生活中，大部分人从来没见过巴格达什么样。他们一般都是半夜飞到巴格达机场，在灯火管制下，用车直接拉到工地；二年后，又直接送到机场，登机回国。我们项目队是部里自己办的，公司便能根据实际情况，作些有利于大家的决定。比如，炎热的天气里，可以不象外国劳务队那样，顶着烈日从早八点一直干到晚五点，中午只有四十五分钟的吃饭时间。他们好多人由于经受不了连续暴晒，几度中暑被送回国，有的因此而丧生。公司决定：上午六点钟上班，十一点下班；下午四点钟上班，七点钟下班。同时又决定，回国人员在回国前，可以组织去巴格达和其它大城市游览一下，开开眼界，照几张相留念。

  巴格达是座古老的城市。底格里斯河穿城而过；另一条著名的大河幼发拉底河几乎与之并行奔腾，汇合后入海。幼发拉底河流过哈巴尼亚湖和巴比伦古城。这两条大河冲积出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便是古代巴比伦文化的发祥地。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有机会驻足这块古老土地，真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几座大桥，大部是英国人建造的，可惜战争期间不许拍照，未得留下身影。

  巴格达市中心的解放广场，是座分为地上和地下的两层建筑。地上部分是四通八达的各条大街的交汇点；地下部分是一圈各种小商店和娱乐场所，供游人购物和休息。广场上竖立着一块几十米长，十几米高的长方形解放纪念碑，碑上是群体浮雕，向人们展示着阿拉伯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史。

  河边上有一处形象逼真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群雕。少女怀中泥罐涌出的潺潺流水，正无情地淋向她脚下众多大泥坛里挣扎而出、惊恐万分的盗贼们的嘴脸上。

  几条宽广的正街边，现代建筑林立，高级宾馆和商场比比皆是。外国游人随处可见；身穿剪裁得体的制服、年轻潇洒的交通警察，从容不迫地指挥着如流的车辆，他腰间雪白的枪套里，挂着把小巧玲珑的左轮手枪；高雅的妇女们一色的欧洲打扮；披着黑袍子的乡下女人偶尔穿行其间，真是古老与现代浑然一体的最完美体现。

  有人告诉我，街上行走着的年轻男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外国人，大部分是埃及人，因为当地的年轻人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穆斯林建筑群中的广场上，不时传来人们为前线阵亡的士兵送葬的悲切歌声。那歌声虽悲伤却不剌耳，远非我们中国那种嚎啕欲绝可比。望着擦身而过的送葬队伍，不禁让人们想到，这战争怪兽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吞噬年轻人的生命？

  这里的行车规则是右侧通行，但一切交通管制标志却采用的是英国标准，英阿对照。满街跑着的是英国制造的双层红色公共汽车，小汽车中十有八九是来自日本。

  集贸市场上，头戴红色军帽的宪兵在无情地鞭打着无证小贩；而那可怜虫的男女同行们，在这混乱之中手提嘴咬地带着自己的货色慌不择路地逃去。那景象倒惹得不少逛集市的人露齿而笑。

  妇女街上，游人如织。摩登妇女们用的金银首饰、衣物布匹、绫罗绸缎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让人怎么也联想不起这是一个激战正酣的国家首都。这里没有一点儿战争的迹象，没有一丝火药的气味。也许和平本来就应该存在于炮火连天的战争之中吧！

  人们在回国之前能够西装革履地周游都市，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们来自国内最基层的生产劳动单位；他们的家中妻儿父老正翘首以待，盼望着他们就是这样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家园。公司的这一英明举措，完全表达了工人同志们的心底呼声，是公司对广大劳务人员的亲切关怀。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是值得在这里大书一笔的。

  机场上，人们大包小裹地通过安全检查。我们送行人员百忙中三番五次地提醒他们路上要小心，到家后要及时来信，向我们报个平安。

  飞机呼啸着冲向云天。同志们，再见了！让我们国内再见！收回望眼，再看我们这些送行人的表情，张张脸上分明写着：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返回祖国呢？                         

第二件事就是当“司机”。由于大部司机已先后回国，所余二三名忙于跑巴格达和法鲁加。调度找到我，让我每天专为搞检验的毕师傅取土样，跑一趟二号桥，往返近百公里。另外，有的工人上下班和头头儿们开会，都要坐我的车。从此我每天开着日产15座，有时开着15吨工程车接送，因而得一“小车队长”的美名。

  “任用令”终于下达，令我前往500公里以外的鲁特巴桥，进行验收准备，因为那是迄今为止第一座完工的大桥，因而又非常重要。验收委员会主席是原来的驻地工程师老穆，所以公司早已决定由我承担此任。现在正是该出发的时候了。

来到鲁特巴，一切准备就绪后，老穆在几位公司和项目队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工地。经过繁杂有序的实地严格检查和座谈论证，验收工作只用了一天就完成了。就这样，第一座桥顺利投入使用，为后面的四座桥的验收做好了准备。

委员会当晚离开，我们七人留守，单等总部派车来撤点。

一天，吃过晚饭后，大家和往常一样，来到大桥上散步。忽然从军事区开来一辆吉普车，停在桥上。从车上走下来两个荷枪实弹的大兵。他们上来二话不说，见人就搜身。问又问不清楚，因为他们不会讲英语。正在这时，救星来了——家住附近的当地路桥局的一位元老工程师。他早年留学瑞典，讲得一口标准的英语。这天他像往常一样，带着个小女儿来我们这儿玩。经他翻译得知，有人向军事当局报告说，今天中午发现中国人在桥下偷偷拍照。此地是军事区，标书规定不许拍照，这是公司三令五申过的，决不能违反。回到营地，我突然想起公司的刘工近日来工地，说是出差，现在看来他一定是为拍照而来。我马上派人去找。可是，无论人们怎么大呼小叫，就是不见刘工露面。当兵的不管这些，闯进房间，见柜就砸，一下子搜出两架相机。

此时刘工千呼万唤始出来。我由老工程师当翻译和那两个大兵周旋着。一个大兵问：“相机都是谁的？”刘工说：“这架是我从公司带来的，那架是个人的。”当兵的又问：“是哪个人的？”这一下把他问住了。他本想，公司的东西没收了也没有什么办法，说是个人的也许能侥幸留下来。情急中，他随手一指身边的一个人说：“是他的。”那人慌忙说：“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边说，边往后退。我说：“说你的就是你的好了，谁让你看热闹这么靠前。不过别害怕，还有我呢，我是第一个跑不了的，谁让我是翻译来着。”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被大兵押上车，向兵营进发。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人们心里各个装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一路颠簸来到兵营，只见岗哨林立，如临大敌。

带进楼来，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办公室坐下。一个小军官问话。他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正好抓住他那意在玄耀自己英语的心理，热切地和他攀谈起来。我解释了工程人员为施工制作资料，拍了些照片，完全没有别的什么目的，如果知道有关禁止拍照的规定，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拍照的。那军官说：“中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这座桥就是你们帮我们修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今天请你们来，是因为军部长官要和你们谈谈，谈完话你们就可以回去了。”这样，大家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各个又是要水喝又是上厕所，真是狼狈不堪，大大地嘘惊了一场。

几个小时后，小军官说，长官不谈了，现在就送你们回去。刚才那个大兵又押着我们回城，不过不是送我们回家，而是把我们移交给当地的警察局。来到警察局，经交涉，同意我们第二天来取相机，因为他们要检查底片内容。回到营地，已是次日凌晨三点。家里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地等待着我们的归来。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也顾不得洗漱，爬上床去，倒头便睡。第二天，在老工程师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取回了那两架相机，只是底片已经全部不见了。有惊无险的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基地很快派来了车队，全体人员，包括几条狗，连同房屋和设备，经过长途跋涉，安全回到了基地。

此时，几座桥已先后收尾，大批人马开始回国。我和另外四人分在一批。

我们终天踏上了回国的征程。说它是“征程”，是因为一路上历经磨难。出发那天，正赶上两伊战争吃紧，伊朗已切断伊拉克南部第一大城市巴士拉通向首都的公路，大有兵临城下之势，一切国际航班全部停飞。我们不得已从机场返回基地，在招待所一住就是一个星期。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登上了飞回祖国的波音747飞机。

追忆中东，使我的心又回到了那令人神往的多难的土地。中东，是我翻译生涯中重要的一页，永不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