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盐铁会议之后
如前文所述，汉武帝后期开始，帝国的经济政策就开始进行了转向。汉昭帝即位之后，执政者霍光召集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的主题，按照帝国官方的说法是：
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民所疾苦”是历朝统治者每每要做的事情，但询问“教化之要”则不能说和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有关。汉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首先和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大关系。随着帝国统治的稳固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帝国和地主阶级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帝国而言，在经历了东周末年的战国变乱和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如何让自己统治更加稳固，以实现秦始皇曾经梦想过的帝位传至千秋万代的梦想是第一要务。对地主阶级而言，如何从思想体系上确立自己在帝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进而在法律上取得保障是当务之急。二者一拍即合，立刻将汉初确立的新道家思想抛之脑后。
新儒家思想的兴起离不开董仲舒的努力。董仲舒将传统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了道、法、阴阳、五行等家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儒家思想。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这样描述他的这位老师：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
虽然《儒林列传》也同时提到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但上面这段话里董仲舒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位大儒，倒不如说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已经“智多近妖”了。从《春秋》一书的灾异变化中能得到如何求雨和如何止雨的办法，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当然，如果我们把董仲舒看作一个熟知大数据技术的穿越者，那么似乎也能说得通。但无论如何，董仲舒在熟悉儒家经典的同时，对其他学派知识多有涉猎，而且程度很深则是毋庸置疑的。
董仲舒的仕途起点很高，但并不顺利。他在武帝初年就当上了江都王的相国，成为一千石的高官，后来又当了胶西王的相国。能够两次担任诸侯王的相国，可见其和帝国皇室关系的密切。但公孙弘对《春秋》学习的水平不如他，却当上了丞相。到了老年，董仲舒的官位虽然不如同学，但影响力却上了一个台阶。《汉书·董仲舒传》说：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能经常得到天使，特别是张汤到家问候，那是帝国对文人少有的殊遇。而到了后来，随着帝国选举制度的改革，董仲舒几乎掌握了帝国各级人才的选拔权，这又不是寻常宰相能比的了。
新儒家思潮兴起后，虽然“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即新儒家能影响茂才、孝廉这样的基层干部，但在帝国顶层，新儒家还不能如愿以偿地掌握话语权，直到新儒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霍光。
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汉昭帝即位后，霍光基本控制了朝中大权。但在辅政集团中，霍光也有政敌，一是自己的儿女亲家上官桀，一是汉武帝中后期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桑弘羊。为独揽大权，这二人是必须除掉的。但上官桀是武将，单凭着对汉武帝的忠诚而登上如此高位，对于富有政治智慧的霍光根本不算个对手。只有桑弘羊，掌握着帝国庞大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官僚系统，如果不除，终究是个隐患。
而桑弘羊主持帝国经济数十年，平准、均输和盐铁专卖政策也得罪了很多人。特别是专卖政策，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损害很大。盐、铁、酒在当时均实行国家专卖，盐是生活必需品，铁是生产必需品，而酒对于地主阶级而言是必需的奢侈品。三种商品的专卖，侵夺的是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新儒家思想里，废除专卖制度，也成为重要的一个主张。
在政治和思想斗争中面临强大对手的桑弘羊于盐铁会议上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新儒家在盐铁会议上将废除专卖制度和“教化可兴”联系在一起，大有“再施行专卖制度老百姓就要造反了”的意思。而桑弘羊则指出，专卖制度能保证国家财力充沛，
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由于有霍光的支持，桑弘羊最后只好妥协，帝国废除了“酒酤”，即酒类专卖制度。不久，霍光借口桑弘羊卷入了上官桀的叛乱，将70多岁的桑弘羊诛杀。
但地主阶级还是不死心，在废除酒类专卖之后，将目标转到了废除盐铁专卖上。败家子汉元帝即位后，曾经废除了盐铁专卖。但很快帝国就发现，没有盐铁专卖的支持，帝国财政根本支撑不下去，之后在三年之后又恢复了。同样是在元帝时期，新儒家还试图废除原有的货币制度，理由则是普遍存在的盗铸：
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
首先我们要明白，古代文人议事，往往喜欢夸大其词，比如贡禹所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所以盗铸的情况究竟如何严重，我们在缺乏更多史料的前提下无法通过文人的只言片语而妄加推测。但新儒家的反货币倾向却是应当值得我们注意的，所谓“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将货币看作是罪恶的来源，这似乎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很多学派的共识，无论是东方的儒家、南亚的佛教还是中亚-欧洲的基督教。汉元帝将贡禹的提议交给大臣们讨论，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否定了：
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交易的重要媒介，废除货币将导致交易的紊乱。在贡禹的建议中，最矛盾的地方莫过于将“钱”和货币割裂开来，他认为钱是万恶之本，但却又不主张废除货币，因为废除货币的话，新儒家所维护的宗法关系如租税等就都不存在了，所以他建议取消重金属的货币性质，而代之以粮食布帛。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西汉的大臣们早就明白这一点，粮食尚可以进行等量分割（虽然不容易保存这一点他们没说），布帛如果尺分寸裂了，它本来的使用价值都可能不存在，况乎它的价值和作为货币的特性？
五铢钱出现到元帝，不过几十年时间，当贡禹的提议被否决后，五铢钱彻底地站稳了脚跟，之后虽然还有王莽改革的反复，但那时候五铢钱甚至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表，必然会随着光武帝的中兴而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西汉时期，帝国铸造的五铢钱达“二百八十亿万余云”，如此海量的五铢钱一旦经过了政治上的风波，其地位就是难以撼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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