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的巫师、祭司到现在的专家、学者，甚至更广泛的群体，掌握知识的“士”在文明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人类文明早期，当以文字为代表的各种知识还只是被少数人所掌握，这一点表现的更为明显。很多古老文明的消失都与“士”的集体消失有着密切关系。而造成集体消失的共同原因在于“士”的相对集中，且严重依附于统治阶层而存在，或其本身就是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对包括文字在内的“知识”实施垄断，以及文明初期“知识”的弱小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当战争或者自然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会发生“士”与统治阶层一起被“清除”的情况。而文明也随着“士”的消失而消失了。
人们虽然还不能给出古印度河文明消失的确切答案，但从现有的考古发现以及文明消失的彻底性来看，极有可能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将文明和文明的持有者一起埋葬了。
古希腊文明的第一阶段之所以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突然消失，甚至整个希腊半岛回归原始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集团作为“士”，或死于对伊利亚特城的战争，或死于本土爆发的“无知”奴隶起义。即便是还有一些零星的幸存者，也已经无力重燃文明的巨火了。
尼罗河文明和两河文明在公元前4世纪相继被亚历山大征服后，整个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开始了希腊化进程。原本的统治阶层和“士”或被消灭，或不得不接受希腊文化，两大文明独具的特征也随之消失了。
曾经在中美洲丛林中辉煌一时的玛雅文明则是在8世纪左右消失于内部战争。当“士”因与统治阶层紧密联系而存在，并在其他原始部族的进攻中被全部杀戮，玛雅文明也就戛然而止了，直至被人们遗忘。
与上述相比，在中华文明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和士贵王贱的个性使“士”成为一个独立于统治阶层、且广泛存在的群体，并以入世性和避世性的双重特质，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
在入世性方面，从春秋的孔子周游列国，到战国时代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便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以至于各诸侯国均以尊贤养士为荣。此时的“士”已经不仅仅是文化或知识的载体，更成为国家统治机器的组成核心。“士”的一番言论甚至可以改变关系国家命运的一场几十万人战争的结果。秦汉以后的中华文明，各个王朝也无不将“士”视为国家的中坚。
在避世性方面，中国古代的“士”拥有“士贵王贱”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质，自视清高，隐于民间，从而能够在社会上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存在。以至于成为自秦汉以后成为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流品社会中之第一流品。而“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则充分说明了其存在的广泛性。入世性使“士”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要素对历代的统治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任何外来力量不得不被中国文明所同化，不得不依靠“士”的文化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于是历史上不但有了大秦帝国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大唐王朝刚正耿直的宰相魏征，也有了辅佐忽必烈修建北京城的刘秉忠和皇太极手下第一位汉臣范文程等。而且避世性也使“士”能够避免了集体被战火或其他因素所吞没，使中华文明文明能够不随王朝的更替而有所改变，且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因此虽经“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中华文明仍然得以保全并悠远绵长。
对此，历史学家钱穆语：“中国文化即在中国人身上，而主要即在士；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文化绝对相异之一点，即在中国社会有此一士的传统。”
——节选改编自《世界历史六千年》
（张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0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