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备受王小波推崇的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乡土中国》。本书是作者在四十年代后期在当时《世纪评论》中连载的文章集子，讲的是“乡村社会学”的内容，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学贯东西，对学术认真、诚实。本书最早出版在1947年，现在读它依然很有收获，因为至少在当今大部分的中国，人们在心理层面上仍和以往保持着惯性，了解过去就更能理解现在。下面整理部分章节的读书笔记。
乡土本色
第一篇“乡土本色”中，开门见山的经典一句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当了几千年的农民，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联系，作者初次出国时，他的奶妈给他了一包灶上的泥土，说水土不符时煮点汤喝。
在乡土情结下，人们习惯于“生于斯、死于斯”，就算有走出乡村的年轻人，也多是到了新的土地上扎了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安稳”，我们从骨子里不喜欢漂泊和冒险。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社会里。我小时在小镇上住，就感觉到几乎所有人都认识，我爸说，如果俩人吵架，劝架的人就会开始掰扯他俩的联系，说着说着就发现他们原来是亲戚，还得互相称呼XX呢…在熟悉的社会里，规矩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法律，而是礼俗。“我和XX很熟，打个招呼这个事就成了”，这类话依然是我们的常态，之所以官本位思想很重，也就是因为大家理所当然的认为当官说话更好使。
但在作者看来，乡土社会并不是不重视契约精神，其信用体现在能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些在一个小地方扎根的人，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的熟悉周围的一切，法律条文反倒显得多余。到了现代社会，城市规模空前庞大，我们从熟人社会走近了陌生人社会，就没法再用礼俗去应付。
文字下乡
虽然已经步入现代社会，乡土习惯仍然支配着我们，比如有人敲门时你问：“谁啊！”，十有八九会得到的答案是“我！”，因为在以往熟人社会里靠声音就足以辨人了，“贵姓大名”是不常使用的。
这种熟悉感也是乡土社会人们交流的优势，因为文字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如当面交流的，作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所以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话少了，甚至文字其实都是多余的。但作者并不是反对文字下乡，因为“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
差序格局
几乎所有对本书的评论都会提到这个理论，差序格局被作者用来描述我们的社会结构：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我们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一些基本概念模糊不清，可以伸缩自如。比如“家”的概念，在西方若说“带了家庭”来看你，指的是带了他和太太及未成年的孩子；而在我们这里，“自家人”可以因地制宜，包罗任何想拉入自己圈子的人。
我们家庭可以像贾家的大观园一样大，也可以像潦倒归来的苏秦家一样小，社会圈子实际是根据中心势力伸缩的，所以我们对“世态炎凉”也多有感触。也正是因此，在西方社会人们争的是权利，在我们这则是忙着攀关系、讲交情。
家族
和我们的差序格局相比，西方家庭有严格的团体界限，他们的家庭能经营的事务也就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家没有清晰的概念，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
中国乡下的夫妇大多是“实在没什么话可说的”，人们都跑出去和同性玩，男的在家守着老婆是“没出息”的。作者看来这是因为把生育以外的许多功能拉入这社群的结果，中国人不善表达感情，尤其是两性间的，也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养成的。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作者讲到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的形成时写道：
可是上帝是在冥冥之中，正象征团体无形的实在；但是在执行团体的意志时，还得有人来代理。“代理者”Minister是团体格局的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执行上帝意志的牧师是Minister，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Minister，都是“代理者”，而不是神或团体的本身。
所以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神对每个人都是公道的。而我们却有“差序”的概念，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管皇帝叫天子，管当官的叫老爷，这种尊卑感也是深入骨髓的。
在我们的差序格局中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孔子提到最多却没有直接解释的“仁”，也是用“克己复礼是为仁”这一套私人道德要素描述的。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也会根据施加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伸缩，比如有不少骂贪污的人，遇到自己父亲贪污时便会袒护。在这种社会下，严格的法律是不好使的，因为你必须先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拿出相应标准。作者提到：
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次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
想起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也多次提到孟子——“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有趣。
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不需要法律，因为它是“礼治”的，维持这种规范的传统。乡土社会安土重迁，世世代代的生存环境都相差不大，人们大可相信祖先的经验：
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现代社会变化太快，传统的效力就没法保证了，于是需要“法治”。
我推想，中国人信奉祖先经验的习惯，可能也让我们养成了“不求甚解”的习惯。就如中西医的区别，西方人刨根问底，中国人总结经验。前者的探索精神也帮助其在近代发展科技，征服世界。
无讼
现代社会靠“法治”约束，但某人不懂法律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乡土社会靠“礼治”运行，若某人不知道“礼”那就成了道德问题，所以一位负责人的父母官，其维护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非打官司不可，也往往是上来先各打多少大板。
人们怕打官司，这就与现代的司法制度就有了冲突。
长老统治
作者在其另一著作《生育制度》中写过：
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在乡土社会，文化像是一张生活谱，比自己年长的人经历多，也就代表知识多，就具有了绝对权威。所以我们说“出则悌”，遇到年长的都得尊敬。我们客套中经常问属什么（多大年龄），就是为了确定长幼次序。在作者看，中国社会无法用民主或不民主衡量，“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血缘和地缘
关于人情：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