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国家时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作者孙皓晖。

人类文明如何走向国家时代？国家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中国国家文明保持活力的秘密是什么？……本书聚焦历史实践，揭示人类国家文明6000年兴衰的历史进程与发展逻辑。

中国是从人类早期国家时代，历经古典国家时代，一路跋涉到现代国家的唯一幸存者，中国文明不仅“超长”，而且“超常”。本书核心旨在探寻中国文明保持内在强大生命力的秘密，以及探索当代中国文明重建的方向。

作者孙皓晖是一位“老秦人”，1949年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是已被改编为电视剧集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人类如何从原始文明进入国家文明？

在国家文明出现之前，人类经历过一个非常缓慢的发展与积累的历史过程。这一漫长过程被称为人类的早期文明，或原始文明，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大阶段。在生存竞争的推动下，人类的社会性逐渐增强，到早期文明的后期，人类社会已成为较大规模和组织严密的行动群体。

作者总结出人类社会性发展的历史逻辑链：个体人群->婚姻组合->家庭->家族->氏族->部落或部落群->民族或民族群->国家。民族或民族群，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而国家，是人类最伟大的社会创造，并将人类从原始文明阶段带入国家文明阶段。

用现代法律语言表述，国家是人类创建的最为大型化的“法人”主体。6000年来，依靠“国家”平台，人类展开更高阶段的生存竞争，不仅避免了无序竞争导致的群体毁灭，走向理性创造的群体性发展之路，而且人类文明得以快速发展，不断产生高速质变的历史跨越。

世界国家文明的五个历史时期与三次文明危机

依据目前相对主流的研究，人类最早的国家是公元前4000~前3600年上下，由苏美尔人创建的城邦国家。作者将国家时代6000余年的历史划分为如下五个历史时期：

第一历史时期：早期国家时期，公元前4000余年~公元前800年上下，共计3200余年，世界涌现出第一批早期国家，包括苏美尔、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等共计16个，中国夏王朝也属于这个时期；

第二历史时期：古典国家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700余年~公元前200年，也是古典中国创建统一文明的巅峰时期；

第三历史时期：古典国家文明的竞争时期，公元前200年上下~10世纪初，大体历时1000余年，对应中国从西汉建立至唐朝灭亡；

第四历史时期：10世纪初叶~17世纪中叶，古典国家文明全面衰落，并宣告结束，资本主义国家的开端，大体历时700余年；

第五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时期，自英国出现，至21世纪初的当代国家群，大体历时300余年。

人类国家文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起有落。人类国家时代经历了三次文明大危机：

第一次文明危机：公元前1000余年，早期国家大量灭亡，由16个减少到5个，本次危机的本质是国家政治文明的陈旧性；

经过轴心时代大爆发，人类实现文明突破。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国家形态，尤其在政治文明领域，不仅创造出治权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政体，而且实现了全面的法治社会。而同期世界其他国家还要经历漫长的奴隶制社会，跋涉很久才能来到中世纪封建分治下的人治和神治社会。

第二次文明危机：古典国家文明最后的僵化时期，10世纪初叶~17世纪中叶，对应中国的北宋~清朝、欧洲的中世纪；

通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西方国家群在这次危机中实现文明突破。第二次危机突破的历史特质是诉诸理性，实质是科学精神。

第三次文明危机：20世纪末期冷战结束到当下社会，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群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的停滞、混乱及动荡时期。

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人类从早期国家时代、古典国家文明时代跋涉到现代国家之林的唯一幸存者。中国文明的发展同样历经起落：

神话、传说时代：中国民族群逐渐形成，至公元前2500余年，黄帝时期实现民族群的远古大联盟，形成早期国家雏形。族群联盟的建立，实现了中国远古族群最早的秩序聚合；

早期国家时代：远古大洪水时期，历经尧舜禹三代，通过近百年的治水实践，中国远古族群联盟的社会性组织协作又上升了一个台阶。治水成功后，大禹划分九州、确定山河名号、制定“贡赋”、均分“井田”……一系列举措奠定了国家文明根基。至公元前2070年启建立夏朝，中国正式近入国家时代。历经夏（471年）、商（550余年）、西周（270余年），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长期连续性发展，没有出现中断、停滞或后退，而是持续的正向递进，为轴心时代的爆发打下根基；

古典国家轴心时代：历经春秋、战国、秦帝国三个阶段，大致600余年，西周时期的1000余个大小诸侯国，通过战争兼并到战国七雄，再到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体系，是当时世界上最具稳定性的国民社会与统一文明国家。自此，坚持国家统一成为中国政治架构的轴心，也是中国政治文明对内最高价值法则，一直延续至今；

古典国家竞争、衰亡时代：从两汉（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至清朝灭亡（1912年），近2000余年间，中国古典文明经历三次大衰落：西汉中期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国策、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玄谈的“不作为”病态生存价值观、两宋时期“重文轻武” 结构失衡的政治文明和“崇道德而黜功利” 持续僵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直至明清，古典国家时代终结；

近现代国家时代：从鸦片战争被叩开国门，中国民族群推翻帝制与复辟，经历二次共和，由“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

历史实践是检验历史真理的唯一标尺

近现代中国民族群面临的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东、西方文明冲突。对于“异质文明”，西方文明基因中烙印的是征服与消灭。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在艰难的文明反思中已走过180余年。重建中国文明、重拾文明自信是当代中国人的责任。

作者认为应该以历史实践为标尺，对中国历史进行新的发现、解析、总结，然后依靠现代人文科学理念，将良性历史遗产升华为更强大的现代理性精神。一个文明形态核心的价值观体系，远非历史上某一个学派的理论概括，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实际生存法则，是一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精神。

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概括了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六个基本方面：竞争、科学革命、法制和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工作伦理。不论上述结论是否准确和完备，作者认为其立足历史实践的方法和立场是可以借鉴的。

中国国家文明的三个重要实践领域：政治、军事、思想

通过梳理中国和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实践，作者认为中国文明重建，应该抛开后2000年的国家文明沉沦期，直接与前3000年的阳光文明根基对接。

经过前3000年的历史实践，中国文明形成三个历史特质：实践发散性思维方式、强势生存、多元均衡。这三个基本方面，是中国文明最深层的原生设定，也是所有具体领域（政治、战争、经济、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结构方式与核心价值的运行框架。

◾ 政治文明是中国国家文明的轴心

政治文明与战争文明是最直接体现国家性格与民族精神的两大基本领域，其中政治文明是中国国家文明的轴心，具有第一历史推进器的作用。

中国在政治领域的一大特点是“早熟”。《翦商》提到，周公变革使得神权退场，战国变革使得贵族退场，而其他诸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近现代时期。深层的原因就源于原生文明时期，在实践性思维框架下，中国民族实现了理性认知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即国家文明的久远性对国家政权可变性的超越。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体现了政权轮转理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体现了君权轮转理念……政权灭亡而民不流散，守定本土且救亡图存。正因如此，中国没有沦为“一次性国家文明”，而成为唯一跋涉到现代历史“终点”的国家文明实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古至今，“大公政治”都是中国政治伦理体系最为根本的价值法则。世俗政权的强大，使中国避免了宗教对政治的侵蚀。对内，中国政治伦理坚持国家统一；对外，坚持“国土神圣，犯我必诛”的战略原则。对于“异质文明”，中国政治文明的基础价值选择是文明融合，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对比其他文明在历史实践中表现出的“无限扩张”、“毁灭异端”等特征，这些都是中国政治文明的良性遗产。

◾ 战争文明是民族生存竞争的终级形式

战争文明的核心是战争价值观体系，在近代史之前，极少有其他国家，像古典中国一样具有理论系统性的战争价值观体系。

中国战争价值观体系体现在如下方面：

战争灾难观，“夫兵者，不祥之器”，体现对战争灾难性本质的理性认知；

战争存亡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决定国家存亡的终级路径，须“慎战”，不可“轻起战端”；

战争正义观，“吊民伐罪”，坚持战争动因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原则；

战争道义观，“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义兵”理念让中国自古就有“杀降不详”的传统，奉行战争人道主义价值观；

和平目标观，“止戈为武”、“以战止战”，战争的终极目标是和平；

战争机制观，《尉缭子》中涉及国家战争机制四大价值法则：治军以富国为先、民为战威之本、法为治军之本、不赖外援；

此外还有虽未明确表述，但却在行动中落实的最高战略法则：强力反弹、有限扩张。“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存亡危绝的下降时期，中国民族能重新聚合并实现强力反弹，国家文明得以延续；在稳定强大的上升时期，中国民族能保持理性的有限扩张，不穷兵黩武。

虽然现代战争形态已经全然不同，但这些经过历史实践检验的文明因子，仍能为现代战争文明提供生命力。

◾ 思想形态是决定国家发展进程的灵魂

作者认为对思想形态的重新认知，是中国文明重建的精神序曲。人类文明史上的原典思想大爆炸，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轴心时代的东方“百家争鸣”，另一次是近代的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与实业科学家大体400余家，创造的原典数量在1万卷上下，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有138家，代表作4000篇左右。轴心时代“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思想形态的历史传统根基：多元竞争与结构均衡。

思想形态的多元均衡发展，为中国民族文明提供了丰富和良性的思想根基，并能再度激发中华民族科学求实的创造精神。

结语

《国家时代》聚焦于人类社会从原始文明向国家文明的伟大跨越，通过梳理六千年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国家文明兴衰更替的历史逻辑与发展规律。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人类文明的宏大叙事，更是一部关于中国文明自我认知与重塑的深刻反思。

强势生存的价值观、政治文明的创造力，多元均衡的文明体系，构成了中国国家原生文明持久生命力的三大核心特质，为中国国家文明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当今世界，非理性对抗再次抬头，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当今中国，文明重建之路尽管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确立现代核心价值观体系，以雄武精神与科学求实的创造精神，重建工业科学经济时代的新型中国文明，中国民族群将迎来期盼已久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