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全国医疗状况概述
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民族终于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样伟大的胜利离不开前线战士们舍生忘死的奋力拼杀，但同样也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策指挥和全国各族人民与海外侨胞侨民、国际多方援助共齐心协力，上下同心拧成一股绳的紧密配合息息相关。由此，战场的后方建设也显得尤为重要，而医疗卫生建设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抗日战争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是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情况高度结合的。战时医疗体系的构建不仅是为了应对大规模的战场伤病员救治，更是为了保障广大民众的基本健康需求。
南京沦陷后，战线迅速扩展。中国东南地区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失去其固有地位，以重庆、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据记载，全面抗战前，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均在东南沿海各省。但是，随着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公共卫生事业的重心，也从东南地区转向了西部地区。医疗资源的大面积转移，加之原有医疗设施被敌军摧毁殆尽，中国无法像战争初期一样，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战时医疗策略由此做出极大调整，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配以切合战地实用的医疗器械与药材，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在此期间，中国军队沿着各战线新组建了300个临时医院。每个医院需容纳500至1000人，这意味着需要约30万张床位。这些临时医院的工作人员，只受过极少培训。其中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受过培训。中国花了一年时间建立起这样的体系，并维持到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武汉失陷后，政府又采取了“纵深防御”战术，将前线部队分散在纵深100至150公里的广阔区域，并将该区域内，所有可能被敌人机械化部队利用的公路和交通手段，都加以毁坏。这样的战术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为保证己方医疗救援运输不受影响，在运送伤兵的道路上，每隔16英里左右就设置一处收容站，伤员们被从一个站送到另一个站。
整个抗战阶段，中国军队除了承受激烈战况所带来的伤亡以外，还饱受各种疫病折磨，当时主要流行的疾病主要有皮肤病和传染病。（以疥疮、痢疾、疟疾为代表）除外，参战军队还受到霍乱、鼠疫、肺结核等其他传染病的威胁。不止如此，肠胃炎、心脏病、结膜炎等常见疾病也在官兵中流行。战时医疗工作面临的客观问题还有，医疗资源和医务人员的短缺。同时，医务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准普遍不达标。根据战时《保盟通讯》所做调查，按当时中国一线部队人数计算，至少应配备30000名合格医生。然而实际情况是，只有医生6000名。在中国西北地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医治……就总体情况而言，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匮乏贯穿了全面抗战的始终，“我国制药工业，尚未发展至自给自足之程度，所有卫生器材及药品等，大多购自外洋”，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长期面临着“来源困难”的困境。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共产党愈发重视军民卫生条件的改善和身体的健康。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保障军民的身体健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任务。
为此，党中央领导创立了科学的医疗卫生体系，并积极开展疫病防治工作。1939年12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以往边区卫生条件的极度落后，及对卫生工作推动的不力，使得清洁卫生没有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因此提出了要在边区人民中开展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预防与医治各种传染病，培养卫生干部与医护人员等要求。从此，各大根据地，尤其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开展起了广泛性普遍性的群众卫生运动。首先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清洁卫生教育，通过报纸、剧团等宣传形式进行卫生教育，使民众能够养成身体、衣着、住宅、饮食、等方面的卫生习惯，对产妇进行卫生教育，以防止新生儿出现因不卫生而致死亡的情况。其次是重点建设医院、医药合作社、卫生所、制药厂等医疗设施，保证医疗资源的有效供给。一开始根据地人民对于这些知识都持保守态度，有些未开化地区甚至对于从未接触过的医疗卫生救援行动表示恐惧或抵触，等到医疗卫生救助真正起效，开始缓解治愈病症时，人们才有勇气信任并逐渐加入到救助工作中。
尽管条件艰苦落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争取外援。“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战争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我们的抗战，自然并不只依靠外援，而主要的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要竭力争取外援，使我们减少牺牲，加速战胜敌人。”国际医疗援助的主体非常广泛，形式也不拘一格。各国政府通过红十字组织捐赠救灾钱款、医疗物资，各国民间组织和团体自发为中国受灾人民募捐、义卖，美国、加拿大、印度派遣的三支援华医疗队深入抗日前线，为救治前线的伤员做出了很大贡献。国际反侵略运动组织、国际纵队更是作为国际群众组织的代表积极宣传中国抗日，提供各种医疗援助。
还有一部分外国医务人员不远万里独自来到中国，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1938年3月，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3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到延安出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1938年秋，印度救护队首批5名医护人员来华援助。他们携带大量医药用品，抵达中国后旋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展开救助。1939年，图云关迎来了一支20余人的“国际援华救护队”。这支救护队分别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国医护人员组成。由于队员大多曾参加过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国际医疗纵队，所以时人称他们为“西班牙大夫”。这20余名外国医生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后，跟随各医疗救护队展开救护工作。继印度救护队、“西班牙大夫”之后，各国援华医疗队也纷至沓来。
中国红十字会同样是抗战时期中国战区救护体系的核心力量。在全国军民奋起抗日的紧急关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及上海、华北等地分会，开展了对抗日军民和战区难民的救护和救济工作。总会首先组建救护总队，下设支队，分赴各战区。战区各分会，也积极动员起来，参加了各项救护和赈济服务活动。随着日军侵略不断深入和扩大，中国红十字会所担负的赈济任务也更加繁重。根据时局发展的需要，总会于1936年春，延揽各医药团体及工团代表，组织起救护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及时行动，大力投入赈灾工作，积极组织医疗防疫人员，奔赴灾区，施医舍药，防治伤病；多方筹募，为解除和减轻灾民的苦难作出了积极贡献。
华南地区医疗概况
在华南地区，随着抗日烽火的蔓延，医疗救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游击队没有固定的后方医院，部队每次打完仗，很快就转移了，留下的伤病员由医务人员带着寻找山洞、破庙、炭窑、茅寮或寄居在老百姓家中隐蔽起来治病。
1939年，东江纵队的前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与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日军的铁蹄踏入广东之际，相继诞生。在战火纷飞之中，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迅速建立起医护所，包含了2名男医生与10余名女医务人员，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和无私的奉献，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了及时的医疗救助。
1940年，随着两支队伍的合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医疗队伍亦随之壮大，10余名医务人员的加入，使得医疗救护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1941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莞大岭山的瓮窑村、宝安的白石龙村等地，修建了医护所，为伤员提供了更为稳定的治疗环境。同年12月，部队在宝安沙梨园、东莞瓮窑、惠阳竹坑等地进一步扩展了医疗设施，建立了医护所或医院。
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标志着华南抗日力量的进一步凝聚与壮大。在这一时期，各支队和大队均设有卫生机构，确保了医疗救护工作的全面覆盖。
1944年2月，珠江纵队支队——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在五桂山区南桥村槟榔山13号设立了卫生室，由周扩源、邓碧瑶、潘仲等负责人带领，为当地的抗日军民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服务。
到了1945年5月，东江纵队在罗浮山创办了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能够接纳100余名伤病员。医院不仅配备了具有实践经验的中西医医生，还有一定数量的护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
1945年6月20日，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为适应战争形势，韩纵司令部决定在大南山区设立后方医院，何史担任总负责人，医务人员主要为女战士。随着作战范围扩大，医院在普宁泥沟村和涂洋村设立伤兵急救站。
1945年11月，后方医院除留少数人员照顾重伤员外，其余随部队转移至大北山一带。医院在恶劣环境下救治了大量伤病员，为潮汕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随后，根据司令部指示，医院完成使命，何史调往东江纵队，其余人员随部队转移。
抗战后期，琼崖独立纵队亦设有军医处和直属医院，军医处下设有医政科、药政科、卫生科等多个专业科室，进一步强化了医疗救护的专业性和系统性。
直到全国抗战胜利前，东江纵队医务人员共有260余人，其中女性有241人，占整个医务队伍总人数的90%以上。
【东江纵队】
在1937-1947年，东江纵队，作为华南抗日的中流砥柱，不仅在前线与敌寇搏斗，更在后方默默守护着战士们的生命线。卫生人员的紧缺，成了制约部队战斗力的瓶颈。然而，纵队司令部首长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培养自己的卫生队伍。东江纵队司令部在土洋、洋坑、王母、罗浮山等地举办了4期卫生员训练班，学员均是由各支队选送而来的女青年，由专业医生任教员，共培训卫生人员130余人。
1944年春，宝安县大鹏湾上洞村，一个简陋的天主教堂内，第一期卫生员训练班在艰苦中开学。没有教材，没有任何参考书籍，医疗设备匮乏，甚至连粉笔纸张都没有。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教员们用实践教学，用临床实习，用每一次的伤口换药和体温测量，来锤炼学员们的技能。
第二期卫生员训练班，继续在马栏头村的艰苦环境中开办，40名怀揣爱国热情的女青年带着上战场、救护伤员的坚定信念，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卫生救护的行列。没有黑板，没有桌椅，但这并不能阻挡她们对知识的渴望。她们坐在地板上，用硬纸皮垫在膝盖上做笔记，用借来的笔记抄写学习资料。除了紧张的学习，她们还要参与病房的实习和护理工作，与工作人员一起值班，晚饭后上山砍柴，到河边割草。夜间，她们轮流站岗放哨，隔天还要到远处挑运粮食和蔬菜。当敌情来临，医院需要转移时，她们抢着抬运伤病员，挑运行李和医疗器械。
1945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卫生人员培训也迎来了第三期卫生员训练班——提高班。更深入的理论知识，更严格的技能训练，为的是让每一位卫生员都能成为战场上的生命守护者。在这短短的2至3个月时间里，他们不仅要巩固原有的基础知识，还要拓展新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
在学习期间，卫生员深入病房，参与临床实习，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在教员的耐心指导下，他们学习如何面对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从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到药物的合理使用，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深入讨论和解答。这期提高班，虽然时间紧迫，但学员们对学习成果充满信心。他们不仅学到了宝贵的卫生知识，还在政治素质上得到了提升。
罗浮山司令部医院江风、周昆和马烈医生也办过一期卫生员训练班，人数约30人。此外，各支队、大队有条件的也通过各种形式培训卫生人员，培训的成效直接反映在部队的战斗力上。通过系统化的卫生知识教育和实践技能训练，每一位学员都被赋予了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们毕业后回归各自的岗位，在连队、机关、后勤等各个部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存在，确保了伤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保障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珠江纵队】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初建时期缺医缺药，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救治。1943年底，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成立，这支队伍后来还发展成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中区纵队第一支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为适应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抽调邓碧瑶、周敏玲、李子英等人参加在槟榔山村举办的两期卫生员培训班。大队还选派了邓碧瑶等一批卫生员到澳门名医招兰昌处及镜湖医院接受培训，进行深造。
【琼崖纵队】
琼崖纵队在医疗体系的建设中，明确规定了医院必须在治疗伤病员的同时，加紧培训医护人员，为红军各基层输送人才。这一举措在多个时期和阶段都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琼崖纵队医护人员的培训方式多样，包括理论讲授、实践操作、跟班学习等。培训内容则涵盖了基础医学知识、急救技能、草药识别与使用等多个方面。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医护人员往往需要在实践中边干边学，不断积累经验。同时，他们还需要克服药品短缺、医疗器械简陋等困难，利用有限的资源为伤员提供救治服务。
在红军医院设立初期，医院院长兼军医主任王绍华亲自参与并领导了医护人员的培训工作，不仅利用自己的草药知识和医疗经验传授给医护人员，还积极向民间草医学习，搜集草药验方，带回医院试验使用，并传授给其他医护人员，极大地丰富了部队的医疗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