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一书中，戏剧和电影属于同一章节，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传统的戏剧就让位给了新兴的电影，导演虽然还在扮演着导演的角色，但观众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剧场的观众。而且，在电影的拍摄中，科学技术的应用已经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对观众的感官刺激也比以往传统舞台表演来得更加强烈。
现代主义戏剧最早可以追溯到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现代主义巨擘詹姆斯•乔伊斯年轻的时候就很崇拜易卜生，写过有关易卜生戏剧的评论，并跟易卜生有过书信来往。
易卜生的戏剧在19世纪晚期及之后引起过巨大的轰动，连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文艺界也受到过易卜生戏剧的影响。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于娜拉要不要出走的讨论，其中最著名的文章是鲁迅那篇《娜拉走后怎样》。
娜拉是《玩偶之家》中的人物，该剧由易卜生创作于1879年。在这部戏里，娜拉“拒绝担当可敬的妻子和母亲的传统社会角色，决定走自己的路，她的名字成了现代妇女地位的象征。”
易卜生之后，法国诗人阿尔弗雷德•雅里于1896年执导了“他臭名昭著的戏剧《愚比王》”的演出。在这部戏里，主人公是“一个怪物，满嘴脏话，卑鄙恶劣，居无定所，残暴成性，其‘超我’的一面横行无忌，他谋杀了波兰的国王，篡夺其位，在国内和国外发动了血腥的战争，最终在法国为大军所击败而倒台”。“《愚比王》并没有改变当时戏剧的肤浅，但是其赤裸裸的厚颜无耻，却刚好是对当时流行的戏剧的挑衅”。
在我们的印象中，瑞典很少出大文学家。但在现代主义剧作家当中有一个来自瑞典的作家和剧作家我们必须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叫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他从1869年20岁写出第一部戏剧开始，直到1912年去世，曾“多次给戏剧界带来强烈的震撼”。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在1924年甚至这样评价他：“斯特林堡是所有现代主义剧作家的先驱”。
斯特林堡“以激进的戏剧创新者起步，采用前所未有的写实主义风格。他所写的两部悲剧，即《父亲》（1887）和一年后写的《朱莉小姐》，让他成名，并把写实主义这种定义颇为模糊的风格带入戏剧界”。《父亲》“描写了一位无情的，咄咄逼人的主妇如何将丈夫逼成了阳痿和疯子。”《朱莉小姐》则“描写了一个年轻男仆是如何先勾引东家的女儿，又野蛮地说服她自杀”。
《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对斯特林堡的剧作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将明显逻辑混乱的梦境和无意识的想法作为情节的中心。剧中的许多人物都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简单冠以“女儿”或者“老人”的名称，这表明，斯特林堡创作中的焦点已经从揭示个人的私密，变成描写典型人物的内心活动，此类人物的痛苦揭示了人类普遍的空虚。
在现代主义剧作家当中，英国的萧伯纳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曾于1933年到过中国，和鲁迅见过面，而且据说鲁迅对他的印象好过泰戈尔。
“萧伯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还是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学者。”他一直处于现代主义者边缘。他描写人物的方法比较传统，他的作品里有虔诚的祈祷。他的《伤心之家》讲述了西方文明的自我毁灭。
表现主义戏剧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也有过不错的表现。属于这一类剧作家的主要人物包括德国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主要作品是《死亡之日》），奥地利画家奥斯卡•考考斯卡（主要作品是《谋杀，女人的希望》），德国歌手和剧作家弗兰克•韦德金堡（主要作品是《春之醒》），奥地利剧作家和导演阿诺尔特•布龙宁（主要作品是《弑父》），德国剧作家卡尔•斯特恩海姆（主要作品是《短裤》）等。
19世纪中期以后电影开始出现。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向一群经过挑选的巴黎观众放映了他们拍摄的电影《工人下班》。1900年，法国魔术师乔治•梅里爱拍摄了几部叙事短片，远比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作品更长，也更有想象力。
到了1915年，出生于美国南方的格里菲斯拍出了《一个国家的诞生》。电影片长约三小时，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片。它主要讲述了美国内战和美国内战后的重建工作，“描写了邪淫的黑人和3k党的高贵”。这部电影比它以前的电影“更有雄心，更为宏大复杂，也更为昂贵。其花费是11万美元，约是原预算的三倍，但该片在全世界风靡一时，为制片厂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
在现代主义电影业的巅峰，至少还有三位开拓者足以和格里菲斯比肩。他们是谢尔盖•爱森斯坦、查理•卓别林、奥森•威尔斯。
爱森斯坦执导的电影主要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拍摄于1925年的《战舰波将金号》是他最出色的创新之作。在这部电影里，他使用了蒙太奇手法，“将对比强烈，彼此互为线索的镜头拼接在一起，以此来强化对观众的冲击感”。
卓别林“则将电影制作带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即内心世界”。“在卓别林的全部电影中，现代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异端的诱惑和内心的挖掘——都有其一席之地”。
卓别林是第一批成为大众明星的影星。“在绝大多数时候，他那灵活而生动的面孔会突然抛下廉价的多愁善感，完美地表现出矛盾的心理，互相冲突的情感并存，使角色的精神层面如此丰满”。很多时候，卓别林塑造的人物能唤起“快乐和苦难纠结难解的复杂情感”。
威尔斯的第一部也是他的最成功的电影名叫《公民凯恩》，拍摄于1941年。电影的开篇就是结局：凯恩坐拥巨大财富和无数收藏品，奄奄一息。他最后一句话含糊不清，隐约能听出是“玫瑰花蕾”。电影紧接着是一段含义丰富的片段，简单回顾了这个巨头的一生大事。然后是5位凯恩的旧相识的访谈。有很长的倒叙片段，试着解释他最后留下的这个谜团。当最后，人们把他不分好坏收集在身边的旧物品收拾起来丢进火堆时，发现其中有一个滑板，上面写着：玫瑰花蕾。
电影以“玫瑰花蕾”促使观众思考：为什么他最后的记忆是一件东西而不是人？电影是在解说凯恩斯的内心空虚还是我们的文化空洞无物？
“威尔斯巧妙地将一个美国大亨的生平变成心理学的悬念，其答案其实蕴藏在那些倒叙情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