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与别人讨论教育问题时，我经常听到一种观点——「我们那个时候不讲什么教育方法，还不是都正常地长大了」。
我不禁在心里问，我们真的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正常」吗？
二
九六年的夏天，天气热得不得了。我那个时候在读小学三年级，我们学校的教学楼因为年久失修需要重新修一栋新楼。但课没法儿停，学校给所有班级找了临时的上课场所，我们班被分到了另一所学校的一间地下室。
这让这个夏天更加闷热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的数学老师王老师摆着一副臭脸走进了教室。把一叠作业本往讲台上一扔，然后开始了自己的表演：“xx，你妈妈不得了得很，在街上看到我招呼都不打，昂着头，装作没看到我就走了。”
“xxx，你妈妈也是这样，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不得了得很，是不是觉得自己穿得很时尚，像个模特一样，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
“……”
这个小丑般的表演一直持续了一节课，整整四十五分钟，话题一直没有从这两个倒霉蛋学生的母亲身上移开过。
而我就是这两个倒霉蛋之一。
一整节课，我的头都没抬起来过。汗珠一直从脑门上沿着脸颊往下滑，我因为羞愧难当，甚至不敢动一下手去抚掉脸上的汗。
那一年，我九岁。
由于年幼无知，在当时，我以为做错的真的是我，或者说是我妈妈。我甚至在心里深深地埋冤过我妈。哪怕我知道她近视，并且除了看电视时，平时都不戴眼镜。
三
一年后，教学楼建成，我们搬进了全新的、非常气派的教学楼。
这个时候我已经读四年级了。因为性格内向，我在这之前一直没有当过班干部。但由于学习成绩过于优异，班主任可能是出于「不给他个班干部当一当实在是说不过去」的考虑，让我当了一个组长。
一个组大概有八到十个人，作为组长，我的工作主要有两件事情。
一，把组员的作业收齐交给值周长，把从值周长那里领下来的作业再发给组员。
二、和其他所有组长一起轮流做值周长。而值周长要把全班的作业抱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并在老师批改完了之后抱回来发给各组组长。另外，还要在上下课时喊「起立」。
我当值周长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我有点紧张，但是一切都还算好。
直到第一节数学课。
数学课上课前的课间休息，我本来应该去办公室抱作业回来。但是我一直没去——我不敢。整个课间休息时间，我都在想这个事儿——我明明知道我应该去做什么，但是我就是没有去。
上课铃响了，王老师走到教室门口，然后她停下来了。此时我已经紧张到快要窒息了，周围的同学在疯狂地小声提醒我「喊起立！喊起立！」但是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抱作业，抱作业」。
王老师还站在门口，昂着头，脸都快要仰到天花板上去了。
此时，我的精神已经崩溃到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的程度。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站了起来，跑出教室，跑进办公室，把作业抱了回来。
我回到教室里后，教室里起立的仪式好像已经结束了。其实好像没几个人注意到我，但我感觉自己难堪极了。王老师又随意羞辱数落了我几句，就开始上课了。
我不记得她说了我什么。我只是记得，那一瞬间，虽然坐在崭新的教学楼里，但我仿佛回到了一年前的地下室教室里，连空气里潮湿得快要发霉的味道都闻得见。
从此以后，我得了「班干部恐惧症」。我告诉我自己，我干不了这个。
四
这两个故事只是我童年生活的冰山一角。它们和其他的事情一起，影响了我成人后的性格。不管我多么自觉和刻意地改变自己，骨子里，我仍然是怯懦的。
而就像我经常所说的那样，人是健忘的——我们把童年所遭受的苦难都抛在了脑后，继续给自己的孩子施加同样的苦难。
崔健有一首歌的歌词里有一句「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听到这句歌词时，老泪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