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时代最突出的一件文化纪事是唐僧鉴真东渡传法。鉴真在东大寺设立戒坛院，传给日本正规的戒律，从根本上刷新了日本的授戒制度。而具体经过，现存能查到的最早记载来自奈良时代的文人单海三船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当然这本书也存在多个版本。日本现代作家井上靖因读到这本书后，又在朋友的邀请下建议他以小说的形式描述这一历史事件，便于现代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重新了解和认识，因而有了这本《天平之甍》。

小说以年轻的日本僧人普照、荣睿被选派为赴大唐的留学僧开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邀请一位德才兼备的传戒师。留学僧抵达洛阳后，开始在唐朝的学习和生活，相继走上不同的道路。有的专注于经学的钻研，在浩瀚博大的著作中学有所成；有的致力于做行脚僧，用脚步走遍大唐的每一寸土地；有的则以找到并促成伟大的传戒师东渡为使命。

天宝元年，普照、荣睿在唐已近十个年头，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渐渐进入不惑之年，尽快为日本找到传戒师占据了他们全部的心思。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扬州大明寺的大和上鉴真。当普照、荣睿见到鉴真后，表达了寻求传戒师的强烈意愿，鉴真马上开口：“既然日本友人来敦请，我同法众中，不知有谁答应渡日传法？”

没有人回答。隔一会儿，有僧人说：“到日本要渡淼漫沧海，听说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涅槃经》不也这样说么……”

话未讲完，鉴真再开口问：

“有谁要去吗？”

仍没有人回答。鉴真三度开口：

“这是为了法。纵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

在鉴真第一次见到日本僧人听到传法的请求后，就答应了。这一年，鉴真时值五十五岁。

鉴真东渡，一共有六次，前面五次都是自发找到便船，试图渡江，因人事或行程的原因均半路搁浅，未能成功。第五次从扬州出发后，遇到暴风雨，漂流到海南岛，这次行程艰难曲折，路途艰辛，到达之地气候炎热潮湿，损坏了鉴真的身体，在重新返回扬州后不久，双眼失明。第六次是跟随日本再次派遣留学僧的船只一同返程，此时已是天宝十二年，鉴真已六十六岁。之后，鉴真一直在日本传法，建唐招提寺，天皇下诏凡出家者必先入唐招提寺习律学，然后再选本宗。七十六岁，鉴真在日本圆寂。

我在看之前，觉得这是一件很费力很难达成的事情，不像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也应该九曲回肠，历尽波折。在读完之后，惊讶和感慨的恰恰是他的简洁、简略和简单。

简单，是因为他们没有取舍的难断纠结和千回百转，过程虽长，决定却是起点，不论是日本僧人敦请的真心还是鉴真东渡的决心，都是从始至终，未曾更改分毫。他们拥有一个笃定的核心，一切为了法，为了传法，为了把佛陀的心、佛陀的教诲带到每寸土地，每个寺院。

相比而言，所遇到的障碍和困难都是物理性的。在寻道者心中，身体是完全可以为道做出牺牲的。

当时，日本和大唐之间的往返只能通过海路，虽有路线和船只，但在整个古代史航海都是一件冒着生命危险的事情。即便是配备最为优良的官船，能否顺利抵也是颇具悬念。同行的船只，开始还能以灯火的明灭进行联络，很快就要各安其命，有的船次年到达，有的要等到三年之后，有的从此再没有消息。在书里提到的几次遣唐船只，无论是去程还是返程，没有一次是所有船只全部安然无恙的。

从第一次准备渡海开始，鉴真就从一名德高望重的法师转变为流浪僧人，前前后后将近有近十年，都是在颠簸旅程中，每一次的航行，每一次的渡海，莫不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任由船只像树叶一般飘荡在浩渺海浪上。第五次渡海失败后，普照想到鉴真年事已高，双眼又坏，此时还坚持邀请他老人家再次冒险，心中颇为过意不去，所以听凭大和上本人意愿。而鉴真本人，根本不曾动摇过东渡的心意，听说有日本官船后，终于有了心愿可成的了然。当普照见到此时的师父，本以为会更加苍老，不曾想竟是更加年轻，“两眼虽失明，却了无阴沉的感觉，原有严厉如古武士的风貌变得更为从容，使六十六岁的鉴真的容貌显得安静明亮。”

如如不动，从容有力，让人敬仰，也让现代人心生羡慕。

我们看这本小说，时间没有以天计算的，多数要以月甚至年计。主要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内都是相对封闭的，你需要打听些什么消息，一来一去就是几个月。

普照这一批年轻的留学僧来唐后，拜会了上一批的留学僧，他们已经在唐生活了二十年。这是留学僧的毕业时间，因为差不多间隔二十年左右才会往返一批。其中有名叫做业行的僧人，并不打算跟船回国，因为他的工作还没结束。这份工作没有人要求他做，是他自己立下的，就是抄写完全部的经典佛经，然后运回日本。当其他僧人陆续回国后，业行继续留下抄经，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从早到晚不离书案，埋头苦抄，而且是用几乎与经书完全相同的字体抄写，在他的身上几乎已经不存在自身的特质，只有一项使命就是把这些经典的经卷带到日本。

普照与鉴真第五次东渡时，业行托他带走几箱经卷。因为海上遇险，流浪到海南岛，无法携带沉重的经卷，就留在当地的一座寺庙中。得知消息后的业行十分震怒，普照为了弥补，也开始了抄经的工作。有次到洛阳问业行去哪里可以找到一本经书，业行说的几个寺名全在长安，普照想避免到长安之劳，就问洛阳或扬州附近的寺庙是否还有，业行说为了抄写经典，他常常往返于东都和西都之间。后来，普照还是走到长安，找到要抄写的经书。

不论是抄经，赶路，每一件事都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从洛阳到长安，用去三个月；抄完一部经，用了三个月；再从长安返回洛阳，又用去三个月。下次，又遇到需要抄写的经典，相似的行程再次重复。就是在这样单调、枯燥、沉闷的一天天中，业行以一己之力在他乡客居近五十年，抄写完高僧义净所译的全部经典。

这部小说，全书看下来似乎都很平淡，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分摊在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是平淡无奇，遇到阻碍的时候就停下，重新准备等待再次开始。正是在缓和平静的叙述讲完后，会反思到僧人特有的平和、刚毅和伟大。这个群体中早就没有唐人僧或是日本僧的区别，普照在二十年后回到日本，唯一的感触是“不管面对谁，都没有面对鉴真时的从容；不管同谁说话，都没有与思托、法进等讲话时的投机。赌几十年性命于大唐的流浪生活，已成为一条不能言喻的系绳，把普照与唐人僧他们联结在一起。”

最后，还是交代一下业行抄写完毕的那些庞大的经文。第六次东渡，业行拖着老残之身，和他一生的心血一同归国。他与普照、鉴真分乘不同的船只，他选择与大使同船，这条船上还有卸任归国的阿倍仲麻吕，理应配备更好的船员和设备，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他高于生命的经文。恰恰是这艘船，在其他船只陆续达到日本后失去联系。再次得到消息是四年后，中途遇险，只有几十人生还。全部的经文，早早地就葬在了海底，我们有理由相信，业行即使有机会生存也不会再选择活下去。

骆以军曾经写道：“我想起我喜欢的《天平之甍》，几个日本僧人耗费一生在异域之境抄写了上千卷经文，以四艘船载回日本，但在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卷沉入海中，那样的残酷和虚掷。”

是的，这样的残酷都有万钧之力，振聋发聩。过了很久，却不禁要问，这场人世眼中毫无疑问的悲剧在佛的眼中是否也同样难以承担。恐怕不是，毕竟寻法的路上沟壑遍布，像大浪淘沙一样的不停筛选，只选择留下最后的无难无惧无畏：寻法之心，侍法之心，奉法之心，心无二物，一生只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