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宅门》中，男主角白景琦生下来就不会哭只会笑，幼年上学堂时气走了所有教书先生，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时,总是他先出“坏招”欺负别人。一位季先生主动请缨，调教这位“不好管的少爷”。待白景琦学业有成以后，季先生对其母亲说了这样一段话：“自古以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如果都规规矩矩地做人，哪坐得了天下，当得了皇上？可一旦坐了天下，却教训子民要听话，可这听话也要有个度。”正如在企业里，老板都希望员工听话，这当然和企业制度需要严格执行有关，但不听话的员工也大有人在。有可能他们正处于“职场叛逆期”，也有可能他们想通过“不听话”改变一些旧的、不合理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一群人，HR们，你们可得瞧仔细了。
职业生涯也有“青春叛逆期”
四年前，王洋还是一个刚刚从象牙塔迈向社会“职场小生”，在主管和同事的帮助下，很快成为团队中的骨干成员。领导和周围同事频频对王洋点赞，说他机灵、热心，将来一定有发展。
在一片赞赏声中，王洋有些飘飘然了。同事有小事相求，他也显得不耐烦，总是以忙推辞。在一些方案的制定上，也时常固执己见，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是不分场合地和大家据理力争。渐渐地，同事觉得他太傲慢了，开始疏远他。王洋很委屈，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王洋显然已进入职场“青春叛逆期”。一位心理咨询师曾说，职场跟人生一样，也都存在着各种时期，“青春叛逆期”也包含在其中。刚刚进入职场时，职场小生们都会小心翼翼，什么都在学，什么都不计较，努力让自己适应那个新环境。就像刘洋一样，他不计较早早到公司擦地板，不计较无偿帮同事一些小忙。可一旦度过了适应期，尤其是感觉已经“翅膀硬了”的员工，就会进入“青春叛逆期”。与现实中青春期一样，职场中的“青春叛逆期”也是充满叛逆和不满。“看不起别人、顶撞领导、自我感觉良好、我行我素，都是职场“青春叛逆期”的表现。除了这些，他们可能还会有很多不满，凭什么我就要做得多一些，凭什么我要加班，凭什么你要让我做事，凭什么你对我大喊大叫！这些问题可能不一定会直接表现出来，但这些不满的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到工作，就像王洋一样，直接导致同事疏远他。因此，那些正处于职场青春叛逆期的人们须尽快调整自己的情绪，回归到集体中来。心理学研究发现，凡是能够跟他人合作的，在职场上都会越混越好；而内心充满了不满情绪的，在职场上只会越混越差。所以，别太过于计较当下的得失，一如既往地好好做事吧!
此叛逆非彼叛逆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先生当年就是一个“叛逆”的人。他因一篇题目叫“死屋手记”的硕士毕业论文而没有取得硕士学位。这篇论文是对当时大家热衷追逐的西方现代建筑的基本观念的再认识和再批判，但却影射了整个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现状，建筑教育的现状，包括他所在学校的现状。因此在学术委员会表决的时候，王澍被取消了硕士学位，他们认为这个学生居然敢对自己的学校指指点点，实在是太狂。
走上工作岗位，王澍叛逆的性格并没有改变。1992年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始了，这对于建筑行业是一个美好的春季。就在建筑师们可以大展鸿图的时候，王澍却选择了退隐，他说他不想做很多事情来祸害这个世界。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有无数的中国建筑师做了大量的东西，在祸害这个国家。他们摧毁了许多古老的文化，彻底让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那个十年里，王澍却只做了一些小工程，改造老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向工匠学习，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学校里没教过的。他像普通工人一样每天早晨八点上班，同工人一起下班。他亲眼看着工地上每一根钉子是怎么钉进去的。他总说，人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是知识，是读书，但是很少学如何动手做事。正是有了这样一种不同流合污的“叛逆”精神，为王澍后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一次王澍在做宁波博物馆的时候，有人问他：
“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们设计的这个地方——新的CBD(中心商务区)，被宁波人视为小曼哈顿，可是你用了些看上去很脏的材料做了这样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放在这里，跟小曼哈顿的感觉完全不相称！”
王澍说：“我们实际上是想做一个新东西，这个设计在传统里有没有？”
“没有。”
“现代建筑里你见过这样的设计没有？”
“好像也没见过。”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个全新的东西？”
“是的。”
“全新的东西是不是大家都没有把握？”
“是的。”
“那么在这一桌子没有把握的人当中谁最有把握？是不是我？”
“是的。”
“那你就得听我的。”
这个建筑建成之后，大家用“四满意”来总结对宁波博物馆的反响：群众满意、专家满意、领导满意、我们满意，可谓全都满意。这位美术界权威人士在职业生涯的很多举动在当时人看来是一种另类，一种叛逆，但他所主张的经验性的、以人的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建筑最终变成了新探索。想想看，职场上有这种“叛逆”性格的员工并不在少数，可是当他们想要改变一些事物，做出一些前人没有做也不敢做的事情时，大多数是被上级认为“不安分”、“出风头”，用绝对权威来打压创新的火苗，久而久之，员工没有了创新的积极性，只会做一个“顺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本能叛逆or理性叛逆
在职场中，叛逆大多被认为是一种负能量，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一点，叛逆有时可以成为企业进步的重要因子。就像个人在成长中一样，十岁以后都会出现叛逆行为，令父母及师长头痛。然而，叛逆却是促使孩童突破家庭单一环境养成的认知与观念、吸纳外界不同观念与价值的关键因素；甚至，成年后会勇于突破现状，主动追求改善和改变。在职场中也如此，人们的一些大胆叛逆的思想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思想，注入新的血液。
叛逆，分为本能叛逆与理性叛逆两种。本能叛逆是依据自己的感觉、好恶来做判断，这一点在90后员工的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只要“我不爽了”、“我看你不顺眼了”，我就反对，我就不要。喜欢自由的他们进入职场面对公司制度流程时，会“选择性”地接受，单点思考、挂一漏万。与人共事时，排斥与不喜欢的人合作，导致团队合作能力低落。就像上述的王洋一样，进入职场一段时间以后，就变得起来越自我，越来越不服从管理。
相对地，理性叛逆就是依据理智思考、分析，做出理性判断，这是“为了做得更好而叛逆”，因而能改变现况、提升到更佳境界。就像王澍一样，他能长远理性地看待问题，即便暂时不被人理解，也不做有损于国家的事情。因此，这里所说的叛逆并非与制度相对立，而是勇于冲出固有思维模式，大胆创新。
西方有一种“叛逆”的文化，即人们发现某一条或某部分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时，主动拒绝遵守政府或强权的若干法律、要求或命令，而不诉诸于暴力。从苏格拉底拒绝逃跑而心甘情愿接受死刑、接受不正义审判开始,“叛逆”就逐渐成为一个传统。梭罗明确提出了公民应具有叛逆的思想,并以抗税的形式拒绝服兵役；马丁·路德·金则领导黑人实施了反抗种族歧视的非暴力运动……“叛逆”关注的根本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有绝对的义务去遵守政策、制度或法律,而不论它们公正与否。思想家罗尔斯说，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是支持和发展正义的义务，而不是服从的义务。
马云说过：“我喜欢招民营企业里的‘正人君子’，跨国企业里的‘叛逆者’。”“长幼尊卑“的传统本无过错，文化传统角度的“忠孝”也理应尊崇，但为了秩序和权力的尊荣，就鼓吹盲目的顺从，却会出现大问题。因为，只有独立和有个性的人，才是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才。拒绝顺从，理性思考，则是人才培养之道。企业管理中应适当借鉴西方“叛逆”的思想，在人才培养和企业决策中，创造一些让员工“叛逆”的机会，鼓励“叛逆”和别具一格的见解，从而使企业管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