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抗下的失控？
亨廷顿曾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将发展新的对抗协调模式，其中西方的文化与非西方的文化相互作用将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条主轴（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页8），换言之即轴心文明的对抗。察之敏锐，不必赘言。随着全球化下的自由主义经济贸易的扩散，世俗社会中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被放大；且伴随IT信息化的加速，新的两极逐渐明朗：要么在全球化中赚得钵满，要么在全球化中遍体鳞伤。本不相扰的种族宗教间开始摩擦，不同文明间的紧张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从国家内部来看，阶级分化加剧，大众和精英所占资源比例失衡，都在加速着对立的形成；这显然已超出现代性中的世俗理性所能掌控的范围。试举一例：在Trump问鼎白宫的第二天，有位在美Muslim女留学生竟被逼至摘下头巾。倘若头巾被解读成“逆世俗化”，那不得不说，原本世俗化中所包容的诸多异同，都将面临更强烈的不确定性。在日渐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对立与混乱面露獠牙，愈发尖锐。
在对立关系中浮出水面的，保守VS进步无疑首当其冲。如果说进步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拥护者，那么保守势力便是孤立主义的代言人了。但就当下而言，进步的脚步在全球经济萎靡、局部冲突不断的环境下步履维艰，保守势力则借机发力，保守主义情绪高涨，民族大旗、宗教大旗、爱国大旗纷纷高举，刺激着各国篱笆内每一个国民的神经。
世俗社会中，人的自由意志有了切实意义，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与偏好，并决定对集体的归属。祛魅后的终极价值转换成对世俗快乐的追求，人的选择获得释放，遍地开花；信仰自然也不再囿于唯一的神祗，而是众声喧哗，多元并存。世俗化提供了公共社会可供借鉴的公共理性和法律道德，于是原本的宗教原则被削弱，宗教在世俗化中被解读出“衰落”、“影响减弱”、“多元分裂”、“内部分化”、“张力不足”等多种结果（《宗教世俗化的中国式解读》，《中国民族报》2014年3月25日），换言之即是从神圣走向了庸俗。据此逻辑，宗教的末路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有趣的是，遑论末路，眼下宗教的复兴——咱们的国学复兴亦赫然在列——正来势汹汹，毫无衰退之意。这揭示了：世俗化与宗教的存在样式，在宏观的保守VS进步下，又构成另一组具体的对立，影响着大众的思考方式和言行举止。
如哈贝马斯所言，“后世俗”社会亟待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形而上学世界观失去约束力、世界过渡到多元化时代后，我们如何才能理直气壮地不变成冷漠的相对主义者（Juerf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olity Press, Oxford, 2003, pp.16-74）。这其实说明，现代性的世俗化中有着不可超越的局限——它无法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命题：存在与虚无、苦难与极乐、生与死等。它虽然为公共领域规定了新的最高意志，但在私人领域，直面道德与心灵等形而上的问题时并不能得到回答。只是现代性中，政教合一是一大特征，大众一边强调世俗理性的权威（法则、规律），一边又将自定义的普世价值视为准绳（“道德制高点”），其结果招致精神上的信仰缺失及某种秩序上的混乱；保守势力阶级吹一口气，就可引起大众间的熊熊烈火。《American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的作者斯坦恩在接受胡佛研究所《非常识》栏目访问时说道，“丢弃掉我们的文明，去提倡很虚空的文化，这个理念已成为一场灾难”，这恐怕不仅是耸人听闻而已。保守之中分化出“保守的保守和进步的保守”，进步之中分化出“保守的进步和进步的进步”，在上下结构的对立氛围下，每个个体渴求身份认同，却极少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我们似乎正在迈进一个失控的时代。
（二）亟待坚守的“理”
不见刀光剑影，但闻众神喧嚣。在现代性的包容下，人的个性得以施展，对于贴标签的自我标榜更是喜闻乐见。缺乏认同的大众视公知领袖为标杆，试图不被时代的洪流冲散。于是，文化的谈论开始变得虚无缥缈，人之为人的根本之理逐渐被忽略甚至无视。急于争辩、否定及质疑，却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何种答案，这已日趋常态化。上一节已言及，此种现象源于精神世界的信仰——核心价值的缺失。如何在一个失控的时代里坚守核心价值，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兹举一例。
1907年，日本人在朝鲜半岛成立统监部，伊藤博文全面掌控韩国外交，暗示着日韩的彻底合并。是时，年仅十五岁的少年闵石麟（1898-1963），“敌忾之心，与日俱增”。时至1910年，“（韩）国人风闻中华民国革命成功，心甚振奋，为图复国”，闵石麟潜渡上海，开始了韩人独立运动的生涯（【韩】金俊烨编，《石麟闵弼镐传》，nanambook，1995，页206-207）。其间他曾任职中国交通部，待申圭植（1880-1922）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外务总长之后，闵石麟又被任命为申氏秘书。后与申氏之女结为连理，子女均出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他曾在国民党密电检查所从事破译工作，后又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担任要职。1945年韩国光复，在中独立运动家陆续返韩，闵石麟则以驻华代表团名义留下，继续处理后续工作，直到1957年方才返回故土。二十世纪初，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意识形态；在那个风云变换、动荡不安的年代，闵石麟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的独立而不遗余力，同时完成了成家立业的人生大事。据闵家老幺闵泳柏先生回忆，一家人曾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址而跋涉过三分之一个中国。闵先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并未痛斥战争的残酷，却反复强调一点：战争发起者与受害者，最终都是人。时局非为我所能改变，而当人能先作为人而存在时，不论彼他，都能找到乱世中的生存之道。对于闵氏一家来说，彼时所坚守的核心价值，乃是“实事求是”、“宽容理解”。动乱年代里，无论是物质的匮乏还是精神的压迫，民众所承受的绝非今日之人可轻易想象。生在异乡，对于身份归属时有困惑的闵石麟后代更是自不待言。但即便身处困境，一家人也并未失去为人之本：他们感恩一路上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虽然身为临时政府要职，但闵石麟只是坚持做好日常背后的琐碎工作，并不喜于抛头露面；一家人甚至会接纳救济当时因战乱而吃不上饭的人，尽管彼时自身生计也并无保障……闵泳柏先生每每回忆至此，都是万分感慨：如果没有笃定的价值观，面对混乱的世界与扭曲的人性，是如何也无法做到包容与理解的。
闵泳柏先生三番五次强调的，便是为人要坚守一个“理”字。尤其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能否恪守绝对的“理”——核心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适应社会结构富有成效的变迁。如果说世俗化规定了上层政治，那么由生命和灵魂组成的下层空间，则需要由另一种力量来主宰。这便是为人之根本，是源自内心的核心价值。
（三）温和：保守下的进步
在当下，为人之理，最终会具象为个人与工作、社会环境、他人的直接关系和认同感的存在程度，进而寻找到核心价值。围绕这一主题，便有了依附旧秩序并要求恢复及维护传统价值的右派群体，以及遵循有利于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之利益的分配原则的左派群体。右派坚持需要稳定有序、不受干扰的基本条件，左派则主张破坏原有秩序并建立完全契合主题的新秩序（艾森斯塔特，《现代性：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页38）。这暗示了在现代性中，所要处理的已经不是各自内部的问题了，而是面对外来者时如何作出应对的问题。内外相接，必然会有对碰的过程，出现诸如保守VS进步的对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宏观上看，世俗化虽然能够包容宗教，但只是一种制度与态度层面的消极包容，并未达到理解的深度，因为在是否坚持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上，现代性能充分感受到异教对内部核心价值构成的威胁。从宗教角度，虽然教旨同世俗理性之间存在差异，但其实并不妨碍宗教人有序的世俗化；反而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封闭，会造成“宗教=恐怖主义”的错觉，从而得不到世俗理性的尊重。若宗教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势必会造成对应的排斥，转而激发出对自身文明更强烈的认同，触发极端保守主义。由此观之，世俗化与宗教的对立，其对抗的含义并非那么深刻，因为双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偏见。换言之，对立双方其实都不具备普遍性，都需要相互的理解与监督。
从大众视角来看，一方面随着世俗化充分释放人的欲望，物欲横流下人的精神世界开始极度空虚，急需能超越世俗的信仰来拯救；另一方面却又执拗于世俗社会下的最高价值：财产、自由、尊严，并将自身对其的认知作为公知来代入公共领域，去强求公众的认同——矛盾的是，对强调多元的世俗社会来说，这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当遇到异教的涌入时，大众急于高喊口号，在公共领域滥用政治正确，从而加剧了下层结构的核心价值与上层结构的政治标准的混淆。到头来，无论是“保守的保守”，抑或“进步的进步”，极端主义终究无法解释人性中世俗而又超越的双面，无法为个人找寻核心价值提供正确的指导。
如果世俗与宗教得不到和解，那么是否意味着“世俗人”与“宗教人”也永远水火不容呢？反而未必如此。正因为人性有复杂的雅努斯面孔，才能使得理解成为可能。在现代性中，相互融合是必然的趋势，若以处理内部矛盾的眼光去对抗外部，则会少了一份合理的宽容。只不过，这份宽容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容纳与态度上的漠视，而是批判式的接受与理解。倘若异教触犯了自身的核心价值，那么斗争是无需二话的。换言之，我们需要进步（理解与包容），也需要保守（核心价值），更需要一个温和的态度，去迎接现代性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未来。对我们大众而言，恐怕还是要从理解“人之如何为人”开始罢！
——记于同闵泳柏先生访谈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