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对于理智和情感的认识相比几年前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这里我简要地将现在我对于理智与情感地观点记录下来。
怎样看待一个人的理智与情感的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用苏格拉底的做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和其他人讨论“正义”是什么，苏格拉底说道，要看懂一个人身上的正义很困难，但我们不妨观察一个更大的对象，看看一个城邦的正义是什么，然后经由城邦的正义我们也许可以推论出人的正义是什么。同理，也许要看懂人身上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很难，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城邦的理智与情感的关系，更具体地，一个城邦中代表理智的精英团体，和代表情感的大众团体之间的关系。
表面上看，精英管理着大众。精英会制定规章制度引导大众的应为。但是，精英能做的也只能是引导，一旦少数的精英正面和多数的大众正面刚，那最后输的一定是精英。哪怕精英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压制了大众，但这期间整个城邦的活力都会被压制，甚至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力低迷，然后被其他城邦占便宜，乃至侵略。这一点在清朝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就有体现。满清最初的军事实力极强，因此打算靠蛮力推行剃发政策，并有言“留法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第一次推行就因为导致大众包括大部分汉族官员的强烈抵制而搁置。等到满清政权在中原站稳脚跟后，又开启了新一轮强制推动。不过这一次力度虽然强，但政策的覆盖范围轻了不少，有“十从十不从”的豁免。基本上只有成年男性才需要剃发，而且易服的政策要求也轻了许多，基本只有官员才需要易服。但即便如此，当满清后期国力衰落后，除了少数满清遗老，国人又开始抵制剃发政策，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剃发留辫子了。
但这不意味着精英要事事顺着大众的意思来。精英有能力，也有责任改变民众的认知和行为习惯。也不是说不能使用命令去强迫大众，但要认识到强迫力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关键是把这股强迫力用到对的地方，最有效的地方，以及改变城邦的整个系统，包括产业结构、分配制度、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工程等，从而改变民众的心理和行为。比如说要改变大众重男轻女的行为，就得用强迫力去引导。虽然说现在还不能完全实现男女平等，但相比以前女人甚至不能出去抛头露面、不能上桌吃饭的陋习，现在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尊重都要好很多。实现这一点的最重要一步是允许女性进入职场，参与劳动，创造价值。当大众认识到女性也能创造价值，以及女性通过创造价值获得了反抗的力量，整个社会压抑女性的风气才能改变。日本社会到现在还有强烈的男尊女卑风气，也许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部分女性没有进入职场，很多女性结婚后就变成全职太太了，没有再职场创造价值，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力量来源。因此精英所掌握的强迫力如果用在允许女性进入职场，建设能保障女性工作权力的机制，就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但如果像清政府那样强硬地，一旦发现不尊重女性就杀头，那恐怕永远都不能是实现男女平等，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要么精英们被推翻，要么社会的活力被压制。
我认为理智和情感的关系与精英和大众的关系一样。理智有时能拥有强迫力，可以压制情感的欲求。但这种正面压制不可持久，哪怕持久，也会造成自身活力被压制。我们不能长期用意志力压制自己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事。这样做要么是一段时间后意志力崩盘，要么是感觉精神萎靡了。但理智可以把强迫力用在建立一些机制，间接影响情感，来改变情感的欲求。比如说福格行为模型，就是不和情感正面刚，而是通过改变“动机、能力和提示”这三要素，来改变人的行为，连带改变情感的欲求和认知。
启蒙运动似乎确立了一种价值观：理智是比情感高级的东西，我们应该听从可靠的理智，而非不稳定的情感。但我现在则认为，理智应该为情感服务，就如同精英应该为大众服务。情感才是人的活力源泉，就如同大众才是城邦的活力源泉。我们不能正面压制情感的欲求，正如不能正面压制大众的欲求。理智能做的就只有间接引导情感，就如同精英能做的只有间接引导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