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的上古神话传说和早期宗教文献中，史前时期的地球曾发生过一次滔天洪水。由于相关神话传说和宗教文献所表现的惊人一致性，即时间、地点、人物、内容等都极度相似，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史前大洪水”确有其事，更确切地说，是“史前全球性海侵事件”。

于是，世界各地的上古神话中便有了“洪水神话”这一庞大支系。它不仅记录了早期人类所遭受的重大苦难，还反映了他们对抗灾难时的种种经验和智慧。

1.“鲧禹治水”与“大禹治水”

在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洪水神话是希腊洪水神话和希伯来洪水神话。尤其是后者，即《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更是影响深远。毕竟，这两大神话体系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塑造意义重大，甚至算得上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文化标的，是孕育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

而在遥遥相对的东方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洪水神话是汉民族的“鲧禹治水”。有些学者把“女娲补天”也划拨到这一范畴，有一定道理但不具典型性，主要因其特殊的“补天”情节，一般作其他解读，故而不做深入讨论。还有的学者不提“鲧禹治水”，只说“大禹治水”，忽略了大禹之父“鲧”。笔者一向不赞成这种说法。毕竟鲧是治水第一人，又颇有普罗米修斯盗“火种”之功，而且也属于“大禹治水”神话的一部分，所以兼而论之。

关于“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主要出自奇书《山海经》，原文如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出自《山海经·海内经》

从此文本可以看到，有关鲧的文字记录实际上占据了更多的神话篇幅，而且他“窃息壤”的目的是湮堵洪水，而其被杀的原因是“不待帝命”。

在神话传说中，“息壤”是一种会无限生长的土壤，那么鲧用“息壤”就不可能治水无功。当然，因为“息壤”是属于天帝的神土，所以“鲧”的被杀，就很有政治学意义了。因此，笔者认为鲧“窃帝之息壤”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相同，实属为人类谋福利的功绩。

再者，虽说治理洪水的普遍经验是“堵不如疏”，但应急方案还应该是“土石湮之”，这种方法今天还在继续使用，毕竟“疏”可不是一日一时之功。而且，早期人类受限于认知经验的不足，只知“堵”不知“疏”，也是很正常的，毕竟“治理洪水”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所以，笔者认为，在后来的一些神话资料中，刻意突出鲧“土石湮水”方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突出“禹”的功绩，也是为了凸显人类“治洪”经验的一次巨大提升。

2.鲧禹治水的“非典型性”

在神话研究中，典型的洪水神话包括两部分，即洪水灾难部分和灾后万物再造部分。依此来看，“鲧禹治水”显然是一则“非典型”洪水神话。因为“鲧禹治水”中并无“再创造”这一环节，有的只是特立独行的“治水”行为。而“典型”如希腊洪水神话，就有幸存者丢卡里翁和妻子皮拉丢石头造人的“再创造”情节。希伯来洪水神话也一样，洪水过后，诺亚一家开始了繁衍再造的事业。

究其差异的根源，还在于孕育神话文本的两大文明自身的差异，一个是农耕文明的典型，另一个是迁徙文明的代表。

在华夏中国的中原地区，最先实现以定居为标志的农耕文明，致使华夏先民们生出“安土重迁”的思想基因，人们因为土地的束缚不愿背井离乡，转而选择积极改造自然，勇敢挑战大自然的权威，“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应运而生。

而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罗马法制文明，无一不是迁徙文明。这种迁徙文明，正是培养“自由”和“冒险”精神的最佳乐园。所以，在希腊和希伯来洪水神话中，人们对洪水采取的态度是躲避，从而突出了“天神”的权威和人类的渺小。

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要理性看待、不偏不倚。毕竟，更确切地讲，两者都是人类被动适应环境的反应，或者说成环境决定论。而众所周知，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且在人类社会早期，必然是自然环境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塑造了社会环境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多元文化形态时，应该客观公正的对待。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研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所以，接下来将借助中西方洪水神话的差异来加深对“鲧禹治水”的认识。

3.鲧禹治水中的文化思想

在希伯来和希腊洪水神话中，洪水的起因是人类的罪恶。因此，上帝和宙斯降下大洪水是属于“神罚”。而“鲧禹治水”中，则不存在这一主题，取而代之的是“降水儆予”主题，这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记载。其中，“儆”是警戒、警告的意思，而降下洪水的是上天。结合历代王朝的相关政治思想来看，这种“儆予”思想，更多是对统治阶级的警示，尤其是对作为统治者的帝王的警示，警醒他们要励精图治，造福于民。

相较之下，在西方的希伯来洪水神话中的“神罚”主题，则更多表现为：神是至高无上的唯一存在，人类要对神明绝对服从。毫无疑问，这种理念深深影响了基督教的发展，甚至长期塑造着西方的政治体系，“政教合一”无疑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于是，神无处不在，裹挟着宗教和政治，成为普遍人民的精神皈依。反过来，神也因此被少数人利用，成为控制大多数民众的工具。而在希腊洪水神话中的“神罚”主题，虽然也表现了宙斯作为主神的权威，但多神体系的存在，避免了绝对权力的出现，这也正好符合希腊城邦制度的特点。

与此两者不同的是，在我国古代，历来就是人间帝王的主场，只有他们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注定缺乏培养“神罚”主题的土壤，也造就了本土宗教信仰的缺失。虽然这些帝王的权力也多包裹着“天赋神权”、“君权神授”的外衣，但实际上中国的神明却多被抬上香案，高高地供起，与世俗的权力毫无瓜葛。“鲧禹治水”中的鲧，因“治水失败”、“不受帝命”、“窃帝之息壤”而被杀，就是毋庸置疑的铁证。其中，反映鲧治水失败被杀的相关记载，见《礼记·祭法》载：

“鲧障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 ——《礼记》

还有《礼记》云：

“鲧治水土，绩用不就，殛诸羽山。” ——《礼记》

此外，从统治阶级中的非统治者层面看，“鲧禹治水”则更多表现为一种“经世济民”、“济世保民”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的主要持有人是以“士”为代表的统治阶级。

受中原地区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制约，“鲧禹治水”神话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情节，就充分体现了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在农耕文明社会中，团结内向型的生活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大禹治水“疏浚河道”就非一人之功，实际上凭借的是群体的力量。因此，在大多数人的利益面前，少数或个体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无私奉献、牺牲小我的精神，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更是经由诸子百家之手，将其深深镌刻在汉民族的心上。如孔子的“仁政”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广而发展的“民本思想”等。因此，我们常能听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类的说法。这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在非统治阶级层面，“鲧禹治水”神话更多体现的是“忠孝仁义”的思想，体现的是个体对集体前途命运的关心和匡扶。即鲧和禹的治水，实际上是为了广大人民谋福祉，体现了“仁义”思想。此外，鲧禹治水是领受帝命，因此体现出“忠君”的思想，而大禹继承鲧的治水工作，体现了家族传承和“孝”的思想。这种“忠孝仁义”的道德伦理观念在随后的历史中不断上演。

可以说，古代中国就是依靠这些伦理道德观念维系社会的——上至君王，下至山野村夫，无所不包。但也因为这些观念的生成更多是外在教化和内在自修的结果，所以更容易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由此，也影响了中国文学惯于“教化”的功能，甚至人民本身也纷纷“好为人师”等民族心理的生成。

3.笔者说

可见，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思想的源头其实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不过它始终犹如大河之源，若隐若现，若现若隐，让人难以琢磨，需得好好追根溯源一番才行。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 段友文，秦珂.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性质及其原始观念[J].中原文化研究，2018,06:85-92

【2】 李景琦.从洪水神话看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2）:188-192

【3】 向柏松.洪水神话的原型与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5（3）：5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