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去年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纪念之年，却接连有两部讲述二战初段历史的电影搬上荧幕。年中的《敦刻尔克》摒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以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视角，刻画了战争中人性的脆弱与坚强；而年底的《至暗时刻》，则几乎没有任何底层社会描写，把光芒聚焦到了庙堂之上的最高峰，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人生中最伟大的1940年，所经历的抉择与坚守。
丘吉尔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是无数媒体与民调选出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然而不幸的是，他恰恰身处于自己那个伟大帝国最后的暮色之中，进行着壮丽而决然的抗争。关于他的身份，他是个政治家、演说家、作家，甚至是个画家，但在我眼中，他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思维与视角，都是基于历史层面的，这个历史，沉淀于大英帝国数百年来浩瀚的烟海之中，他是这套历史规则最坚强的捍卫者，却也是最可悲的殉道者。
想要理解丘吉尔，当然首先要去读他自己的著作。他是史上唯一一个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总计达十卷本（中译本通常是十七卷本）的两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帙浩繁，同时也充满着浓重的丘吉尔风格。尽管他的主要人生经历在20世纪，但他更像是一个19世纪的老派贵族，那种贵族的气质，骨子里的自尊，也浸润在他笔下的字里行间。现实世界中的丘吉尔言辞犀利，不愧“毒舌”之名，但是在他的回忆录里，你几乎看不到他对同事或是政治对手的嘲讽和奚落。以内维尔·张伯伦为例，尽管丘吉尔对其主导的绥靖政策大为不满，但在德国入侵波兰，张伯伦内阁对德宣战之后，丘吉尔依然称赞他的勇气和果断，并且愿意加入战时内阁辅佐他。丘吉尔深知，贬低对手无益于拔高自己，他的尊严正是建立在同样为国尽忠的同僚之上，没有这些杰出之人映衬，自己所争又为何呢？就任首相后，他坚持让张伯伦加入自己的内阁，并让他出席所有的会议，这点连尼克松都深感敬佩。很有意思的是20世纪另一位政治强人基辛格的回忆录，基辛格评价他人的句式，永远是先写这个人如何优秀，然后笔锋一转写他性格中的某一弱点使他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导致了一系列不堪的后果，这种欲抑先扬的手法唯一反映的就是作者本人的极端自负，这是典型的底层平民通过不懈努力登上权力巅峰后自我意识的流露，丘吉尔在骨子里是不屑于这种形式的。
体会丘吉尔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造就他在1940年的崛起，有一篇最佳的读物就是以赛亚·伯林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收录于伯林的文集《个人印象》中），在这篇文章里，伯林写到了丘吉尔的雄辩、性格，以及他与罗斯福的鲜明对比。罗斯福可能是一个来自未来的领袖，如果没有他对新事物的创造与接受，美国不可能有新政，不可能走出孤立主义的桎梏，更不可能组建联合国，并以此获得了战后世界的主导权。而丘吉尔显然沉迷于过去，他对世界的见解依然离不开19世纪的大国均势、自由与民主的普世原则。因此哪怕是在盟国关系最密切的岁月里，他也没有放松对苏联的警惕，因为英国在历史上就一直紧盯着俄国的扩张主义，同时斯大林的独裁制度在任何层面都是无法让丘吉尔接受的。
如此一个老派的政治家，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首先就是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原则。在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中，他曾有一次“叛变”的经历，1905年他因为拒绝执行保守党的政策被取消党员资格，随即加入自由党阵营，并以新的身份担任内阁职务。到1923年他参选失利后又重新投入保守党，这段经历在保守党的衮衮诸公们看来自然是一个污点，而丘吉尔始终认为改变的不是自己而是党派，比起忠诚于党派，显然忠诚于原则更符合自己的行事风格。其次就是他内心教化民众的天然责任。丘吉尔认为政治精英应该帮助民众作出正确的选择，是以他无论在位还是在野，始终没有放弃大声疾呼，而语言，也成为丘吉尔最强大的力量。二战爆发前的几年里，他一直在警告德国已经武装起来，呼吁英国加强军备，整个国家却置若罔闻，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在这种时候，无论对手也好，人民也好，都只能拜服在他的脚下，聆听他的教诲，推选他成为领袖。
然而这种事情，做多了也会搞出反效果。到1945年，眼见即将赢下战争，英国人或许又对丘吉尔那喋喋不休的说教感到厌倦了。在这一年的大选中，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居然败选，整个国家似乎都做好了准备，让工党带领他们走向战后时代了。这种事情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带领国家赢得战争的领袖，怎么可能在胜利日之前输掉选举呢？要知道蒋委员长个人声望的巅峰就是在1945年啊！此情此景，丘吉尔也只能自我安慰，引用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自己的英雄人物忘恩负义，是一个强大民族的标志。”当年带领希腊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的米泰亚德，因为随后率军没有攻下帕洛斯岛，被希腊法院判了死刑。
罗斯福是跨越时代的领袖，他的遗产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人们在当时就认同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是身前还是身后，他始终都备受赞誉。而丘吉尔基于历史总结的经验会让新一代的人们感到过时，认为这是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抛不开过往的象征。然而历史总是一再重演，人们总是在事过境迁之后才能真正感知丘吉尔的伟大。
算起来，丘吉尔和罗斯福是远房表亲（他们母亲的曾祖母是亲姐妹），他们之间伟大的合作，他们在大西洋“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的那次握手，以及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的那些通信，点亮了自由世界最后的曙光。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系是否真的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亲密无间？在电影《至暗时刻》里，丘吉尔在最困难的时候向罗斯福电话求助，而罗斯福的回答令他失望。丘吉尔一直觉得美国在战时对英国的援助实实在在地剥掉了英帝国的最后一层皮，有趣的是，丘吉尔并没有出席罗斯福的葬礼，而1965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同样没有出席丘吉尔的葬礼。
所幸丘吉尔所热爱的历史，最终会还他以公正。以赛亚·伯林如此苛刻的评价标准，都承认丘吉尔是“他的国家的救星，一个属于现实同样也属于传说的神话英雄，我们时代最大写的人”。尼克松也算非常自负了，但他视丘吉尔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为了能够和丘吉尔会面而倍感激动，他在《领袖们》一书里写丘吉尔：“1940年，当他的祖国最终需要唯独他能提供的经验和领导能力时，他有幸还活着。”1940年是英国的至暗时刻，却是丘吉尔至尊的巅峰，他只手挽救了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之中找到了属于国家、属于自己最后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