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是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之经典，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一部用诗词书画讲述坎坷仕途的经典传记。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作品，林语堂先生用生花妙笔将一位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的一生娓娓道来。
东坡是一个拥有超天禀赋的古代人，却也是拥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他既可以当诗人，也可以当学者，他可以去研究医药学，也可以去练瑜伽，他可以去当工程师，也可以当酿酒师，他的墨竹影响至今，他待人平和，主张人人平等。
苏轼的一生坎坷崎岖，并与宋朝的国运紧密相连。
林语堂先生将苏轼的一生分为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流放岁月四个部分。童年与青年时期，子瞻在父亲、弟弟的陪伴下不断成长，年少成名。壮年时期，子瞻嫉恶如仇锋芒毕露。老练阶段，东坡成熟稳重，不恋权势，渐趋豁达。流放岁月，东坡受尽折磨依然谈笑面对。
仁宗、英宗时期，国内繁荣太平，子瞻一路从眉山走到京都，诗名大振，并得到皇上的认可。从神宗期间王安石变法开始，到徽宗被掳，派别倾轧充斥朝堂，使整个宋朝不得安宁。
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开始，其初衷本是好的，想利用较为先进的经济政策充盈国库，帮助对抗北方战事。奈何王安石其人过于激进，打压异己，更可惜王安石启用的人都是无德无能之人，导致大半个朝堂都与他和他的变法作对，引起了派别相争，而这种派别之争竟然绵延了三朝之久。可以说这次变法引起的派别相争直接导致了北宋的逐渐灭亡。神宗坚决支持变法，而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纷纷反对变法，因而都遭到了贬谪。子瞻被调离京城，先后任密州、湖州知州，因《湖州谢表》中“难以追陪新进”等句惹怒新党，爆发“乌台诗案”，子瞻被下狱一百零三天，险些招致杀身之祸。而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子瞻谪居黄州，躬耕陇亩，自名东坡。
神宗逝后，哲宗继位，因年纪小由太后摄政，太后抛弃神宗期间所有变法，复行祖制。太后喜爱东坡，不断提拔他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代拟圣旨，弟弟子由亦逐渐升至宰相。因太后摄政是在元祐年间，提拔一众反对变法的元老，故而反对变法一派称为元佑派。东坡因针砭时弊，遭到很多大臣弹劾，故而自请外放。不就他被任杭州知州，在此期间，他休憩西湖，建造了苏堤，自比唐朝白居易，从此西湖上除了白堤，又多了一条苏堤。其后东坡又先后被任命为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
太后逝世，哲宗当政，复行神宗期间各项变法制度，因而新党再度兴起，元祐派遭到打压迫害。在这次的迫害中，很多元祐派元老都死了，更多的被远谪边陲。东坡先是被贬往惠州，继而被贬往海南。当时海南属于域外地区，开化程度很低。东坡在海南居住环境恶劣，而一路上帮助他的太守县令们都遭到了罢黜。哲宗逝世，徽宗继位，照例太后摄政，元祐派得到赦免，东坡得以回到故土，不久于常州太湖他之前购买的田产家宅中逝世。高宗继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
在林语堂先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性格豁达、乐观、率真。
东坡年少成名，在世时已是享誉文坛的大师。太后执政期间，东坡的笔迹被同时代的人争相收藏。哲宗执政后，元祐派被打压，东坡的文稿被列为禁书，大量真迹被焚毁，但仍然有很多人偷偷收集被珍藏。成名时，东坡并不羞涩谦让，而是大方应名。被禁时，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
看书的过程中，最令我敬佩的是东坡的乐观心态。屡次被贬期间，他总能找到事情好的一面，乐观面对。他被贬黄州时，情况艰难，几乎到了挨饿的地步。东坡亲自给自己盖了几间房子，并整理房子周围的土地，自行耕种，以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在黄州的日子里，他过起了农夫一样的生活，与一些普通人成了邻居和朋友。他不以为辛苦，反而自得其乐，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黄州期间，他的诗词风格更加明显，豁达大气，自成一派。世人皆以东坡称之，我想也是赞同并佩服他这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精神吧。他被贬惠州时，亲自盖了五间房子，宁愿享受阳光下的午睡，也不想去朝堂上与新党们争吵。继而被贬至海南。被贬到域外几乎是对文人最高的惩罚了，他和儿子过居住的房子经常漏雨经常没有米饭吃以芋头充饥，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并没有特别多的抱怨，反而说自己回归无望，要以海南为家乡。
其次是他对人的宽容。他与王安石政见向左，是朝堂上的死对头，正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害他颠沛流离。但是在王安石失势之后，东坡仍愿意与他促膝长谈，似乎之前他受贬谪迁他乡都是风轻云淡。章淳作为他以前的朋友，在得势之后对他大肆迫害，甚至将他发配到海南，并处理了所有路上帮助他的太守县令们。但是当章淳的儿子请求苏东坡放过他父亲，不要将东坡受过的罪再施加到他父亲身上时，东坡却回信说他从没这样想过，他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政见不同。我想在东坡心里，这些都是小事吧，那些受过的苦他并不以为苦，因为他用乐观的心态化解了，甚至还写出了令自己满意的诗文。他年轻的时候与人针锋相对，对看不惯的世事总是毫不留情。但是经历过半生的沧桑之后，他更向往田园生活，相比于朝堂政论，山川大河更能吸引他。正是这种豁达的心态决定了他对人的宽容，也决定了他诗词的高度。
书中通篇洋溢着林语堂先生对苏东坡的喜爱。
王安石在这本书中仿佛是十恶不赦的，不仅人品差，政治主张也很荒唐，祸国殃民，为害不浅。但其实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也有好的方面，首先他的经济理念是很先进的，其次王安石的文采也是大家公认的，再次王安石虽然将变法过程处理的一团糟还引发了党争，但是他们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还是存在的。与之相比，东坡在这本书中似乎是个完美的存在，文采一流，门庭若市，政绩斐然。不得不说，作者大部分的评价都是得到世人赞同的，因为东坡确实表现出了很多超出常人的优点。但其实在作者描述的各项事情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一些瑕疵的。首先，政绩斐然这一点是存疑的。林语堂先生极力想说明苏东坡富有建筑才华和爱民如子，他修建了几条堤坝和几个楼阁，在杭州时期不断上奏朝廷请求拨粮以应对可能的饥荒。但是我们发现虽然他爱民如子的心意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官员，他的政绩却是寥寥无几。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任职，更喜欢去周围的大自然环境中吟诗作对，观赏江川大山。诚然这是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是遭到贬谪而去的，因而是有理由失意于理政的。但是从本书中的字里行间，我们确实没有看到他更多的政绩。
观苏东坡一生，无法不对其才智赞叹不已;而其言行、诗词、幽默，无一不是其才智的体现。
东坡是幽默的。某次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字源学”时，引用《诗经》中“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并父母共九只鸟，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鸠”为“九”、“鸟”二字合成，实为嘲讽;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他仍在回信中说“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
苏东坡是热爱生活的。其余不必说，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事、传说数桩。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自己酿酒，更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壶”以传后世。他在诗词中，也多次提及美食--“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等，不一而足。
苏东坡是感情丰富的。他的《江城子》一词，“十年生死两茫茫”，对其亡妻寄以情思，与其“大江东去”风格迥异，凄婉哀伤。在朝云因瘟疫早逝后，他在《朝云墓志铭》和《悼朝云》一诗中，均表达了深切情爱与伤痛，后来更在《西江月·梅花》一词中，以梅花象征朝云，既似写花，又似写人。
苏东坡是刚直的。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他仍然不改犀利词风。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诗讽刺“群乌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麦青青”，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即写诗两首，随后自己也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苏东坡也是幸福的。他一生交友无数，知己遍天下，兄弟情深，妻妾对其关爱有加。尽管不如意事众多，如朝云笑言其“一肚子不合时宜”，但他的生活又怎可不称为过得快乐呢?
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东坡“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谁说不是呢?仅此感怀东坡居士这位旷古奇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