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住房问题一直没解决，孩子几个月时，大冬天不能带孩子通勤，就在学校附近租个小房间，小妹燕子每天通勤去给我看孩子。坚持了一冬天后，就放在家里老爸替我照看。孩子毕竟还小，我心中时刻牵挂，哪怕能早一分钟到家，看看孩子，让老爸歇歇，也是奢望。
看到别的老师下班都回家了，我却只得空等着车点，心急如焚。为能早一点到家，有时就去火车站搭货车。货车没有尾车时，就扒货车箱。空货车的车箱有两米高，从外往车上爬，有时遇到有爬梯的还好办，从车箱里往外跳就难了。货车箱里的一角，在一米高的地方有一块三角形的小踏脚板，能踏上足尖，身子一耸就跃上车顶，然后往下一跳，就下去车了。这种行为充满了危险，但为了早一会看到孩子，只有心一横，眼一闭，铤而走险。
有时赶巧，货车带有车尾车箱，跟车长说说，也能搭乘，但这样的车一般到下一站都不停。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货车到站不停，只得在下一站下了车，而这站离家更远；好在站前就是一所中学，我到学校找到一位老师说了遇到的困难，那老师一见是同行，很是同情，热情地帮我找了一辆顺路的车，把我带回家了。
一次又赶上一辆有尾车的货车，车长说：“到下站不停，减速时敢跳下去吗？”我不敢像上次那样侥幸，还给别人找麻烦，就和一起通勤的王欣华商量：“等车进站减速时，咱们就往下跳，好吗？”她说：“行，就往下跳吧，要不拉到下一站离家更远了。”火车快开到站时，车速逐渐减慢下来，我们站在车梯口，小王双眼看着车下，迟迟不敢跳，在往后退。眼看着通过车站，车速要加快就来不及了！我走下车梯，两眼一闭，朝着车开的方向跳了下去，顺着路基滚到路旁。回头一看，车加速了，小王跳不下来了。我摔得浑身不知哪疼，喘过气后试验着站了起来，原来是膝盖跌破了，没大问题，一瘸一拐地回家了。而小王到下一站下车后，等到半夜十点多的客车才回到家。
学校搬进新教学楼后，原校领导调走了，学校要我接初三快班时，我问新任校长：“我通勤上班困难很多，学校能给我解决住房问题吗？”新调来的于校长说：“学校的政策不变，原来领导怎么定的，现在就怎么办。”听到这话，我又有了希望，就继续克服困难坚持着通勤，坚持着工作，等待着机会。
1981年底学校一次买了六所住房，几个男老师都张罗收拾房子搬家了，我才得知消息。我找到于校长：“学校的分房方案是什么？当初的承诺还算不算数？”他说：“以男方为主，哪都这样。”我又问：“为主，是相对‘次’而言，全部分给男老师，没一户女老师，叫什么‘为主’？”
以前领导有过承诺，但粥少僧多，几年才有一户两户的，我不忍去与男老师争，一直往后拖着。没想到天校长调走了，当初的承诺已无法兑现；新来的校长在落实工作时的说法，现在已不算数了。没办法，已成定局，只好另作他计。
我找到在市组织部工作的老邻居，他答应可帮我批两千元钱到学校，但需要得到学校的同意，才能将钱用于解决我的住房上。我向于校长提出了这个请求，没想到也被于校长断言拒绝：“那不行，都这么干，我怎么向老师们解释？”。学校不给我分房，个人想办法也不行，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啊！我心灰意冷了。只用你干活，不考虑你死活，这样的领导不值得为其效力。
八二年五月的一天，在通勤车上，遇到进修学校的白校长，他从教师考核后了解了我的情况。说起通勤之苦，他很同情我：“愿不愿意去教师进修学校？我们分房不分男女，来以后很快就可解决住房问题。”能有住房，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当即答应。白校长说：“要办就马上着手，你只需要把学校的手续办出来，其他的交给我办。”
五月份，很快就要中考了，我这时调动，于学生想，于心有愧，对不起他们，不忍心丢下他们；于学校而言，我辛苦通勤已十年，尽心竭力，完全对得起学校；于个人看，学校对不起我，照现在校长的态度，我再干二十年也分不到房子。听了白校长的话，我动心了。
第二天，我趁于校长不在家，向学校提出调转申请。副校长张孝义看了看，说：“往哪调啊？”“回家，去十七中。学校解决不了住房，只有回家了。”他说：“校长没在家，等校长回来再办吧。”我说：“你先签字吧，我联系学校还需要时间呢。”他可能以为我在闹情绪，也没多想，就签了字。我如同拿到特赦令，马上就送给白校长。白校长说：“三天之内听信吧。”没出三天，教育局的调令下来了。
学校接到调令，校长很感意外，张校长说；“校长不在家， 我把骨干老师给放走了，怎么交待啊？你不说回家吗？怎么调市里去了？学生马上要中考了，你的班级谁来带？你的课谁接啊？”我找到语文组的董老师，求他帮忙，接过这个班级和我的语文课。
平日里我与他爱人马老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个忙他该不会推辞。他跟我说：“我可以帮你个忙，但你也要帮我个忙，有机会帮忙把马老师也调出去就行。”我满口答应。就这样，学校再无理由不签字了，张校长就代校长把字签了。
交待了工作，与学生们话别，离开了工作十年的职业生涯第一站，离开了我们师生用汗水甚至生命一砖一瓦盖起的教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