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明英宗朱祁镇趁明景帝重病卧床的时机,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的密谋下重新夺回皇位,执掌朝政,史称夺门之变。从整个明朝的历史来说,夺门之变不过是一次皇位争夺战,其规模和影响远远比不上靖难之役,对明朝的历史发展并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之所以会不断谈起夺门之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于谦的冤死,一个有功于社稷的臣子,一个清廉正直热血报国的读书人,因为权力斗争死在于莫须有的冤狱之下,令人唏嘘。
对于于谦之死,《明史》《于谦传》是这样记载的:
诬谦等与黄竑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议,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萧惟祯定谳。坐以谋逆,处极刑。文不胜诬,辩之疾,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英宗成功复辟后,石亨、徐有贞等人将于谦和当时的大学士王文抓捕入狱,然后又诬陷于谦等人想更换太子,拥立襄王世子为皇帝。于谦并没有多加辩白,认为这是石亨等人的阴谋,争辩也是没有益处的。
定案以后,石享、徐有贞等人请示是否要处死于谦。英宗一开始尚还在犹豫,担心杀害有功之臣而被非议,徐有贞坚定说:“不杀死于谦,复位之事便师出无名。”于是英宗才下定决心,将于谦治罪抄家,并流放其家人。
从这段记载来看,对杀于谦,石亨、徐有贞等人是处心积虑,英宗是不忍心,但因为要使夺门复位之事具有合法性,就必须杀掉于谦,于是痛下杀手。
为什么英宗复辟,于谦必须死?仅仅是因为他在土木堡之变后力主由庶次子的朱祁钰接替皇位,而非英宗长子朱见深继位,因此英宗在复辟以后为了确立合法性,重建皇统的政治需要吗?
于谦之死,其实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
一是于谦本人脾气过于刚硬,得罪了众多朝中大臣。例如在土木堡之变时,于谦怒斥主张南迁的徐有贞,令其颜面扫地,仕途几乎为之终止,徐有贞对于谦怀有仇恨之心。
又如石亨为了回报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对自己的提携之恩,在景泰帝朱祁钰面前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但于谦并不领情,反而在景泰帝面前指责石亨“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两人关系由此闹僵。
于谦之所以得罪朝臣,也和景泰帝对他的绝对信任有关。
用一人,必密访谦。谦具实对,无所隐,不避嫌怨。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
景泰帝用人时,一定要私下征询于谦的意见,而于谦以一颗秉公为国之心,不避私人恩怨,具实相告。皇帝以于谦的意见作为选官用官的重要标准,就导致那些没有选上的官员对于谦充满怨恨,其他大臣也嫉妒于谦的地位和威望。
二是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的一些举动伤害了英宗的感情,让英宗欲杀之而后快。
例如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成为人质。也先将英宗看成是护身符、挡箭牌,想用他来叩开大同的城门,但于谦举荐的守将郭登却闭门不纳,“奉命守城,不敢启用”。虽然英宗知道这是也先的阴谋,但毕竟事关自己性命,心里免不了还是有些小疙瘩。
景泰帝想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虽然在景泰帝本人的威逼利诱下,朝臣们最终不得不在联命书上签名同意另立太子。但在这件事情上,作为皇帝面前的红人,于谦却没有站起来表明态度,在立储问题上的沉默令英宗对他的怨念更深。
不过以上都是属于片面原因,于谦之死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整个皇朝政治秩序和社会信仰。
自宋代以来,理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社会伦理秩序,上至国家,下至家庭个人,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在皇位继承上,便表现为嫡长子继承制。
土木堡之变时,国家危在旦夕,立英宗2岁的儿子朱见深为帝虽然符合礼法,却不利于解决当前遇到的政治军事问题,于是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理论,支持庶次子朱祁钰登基,让明朝度过危机。
但“君轻民重”的思想在明朝来说并不属于主流,要不然朱元璋也不用删削《孟子》,因此于谦的做法可以看做是危急时刻的权宜之计,但本质上仍然是在违背甚至是挑战当时所公认的社会等级秩序及皇权正统性。
等到危机过去,整个社会恢复安定运行之时,人们就会重新考虑正统性的问题,也会寻求机会维护正统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景泰帝易储群臣会反对、英宗复辟基本没有受到阻挠的原因,因为朝臣们都希望能够重建之前固有的秩序。因此,作为秩序的破坏者和挑战者的于谦必须死。
于谦本人在夺门之变时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
徐有贞、石亨夺门之变谋划时,有人跑来告诉于谦,于谦当时手握重兵,想要摧毁他们的密谋易如反掌,但于谦却选择听之任之。等到英宗复辟后,他又从容上朝,甘心听候处置。
在景泰帝重病而又无后的情况下,于谦知道让英宗复位是当时最好的一种选择,英宗作为宣宗的法定继承人,由他继承皇位有其合法性,又能够减少一些有野心的臣子企图利用皇位掀起斗争从而为自己谋利的想法,有利于国家社稷的稳定。
作为秩序的挑战者,于谦知道重新恢复固有的秩序,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口诛笔伐,甚至有性命之忧。但为了这个国家社稷,于谦情愿做一个殉道者,因此在他儿子于冕跑来告诉他夺门之变时,他呵护首:“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这才是于谦必死而又从容赴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