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有多难？而且还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结局的经典推理小说。
小九希望能尽量以一个观影者的角度去看待，《东方快车谋杀案》最新的翻拍，而不是以原著党的身份。所以本篇影评，也会更多地从比较角度去进行叙述。
首先要说惊艳的部分，个人很欣赏新版中电影技法的运用，导演擅用一镜到底来分割电影语言与舞台语言。
例如在车站的一幕长镜头，从波洛进入车站开始，就用一个镜头进行了故事铺陈：波洛需要乘坐东方快车——快车奇怪地坐得满满当当（伏笔）——朋友的斡旋下插入一个无人位置（伏笔）——波洛上车往自己包厢走（所有角色出场，人物性格初步呈现）——包厢里角色的反常反应（伏笔）。
如同话剧舞台上大幕开启前的旁白，巧妙地让之前相对破碎的电影语言讲述方式（大全景的切换、流畅的情节拼接等），转换成为相对整体呈现的戏剧语言讲述。列车就是这群人的舞台，现在大幕缓缓拉起了，好戏上演。
此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影片后段那场象征意味极浓的“最后的晚餐”，所有角色尽数在舞台上站好位，波洛也缓缓登上舞台，一段极长的如同话剧表演的台词，酣畅淋漓地揭穿真相。
观赏性最强的波洛：名侦探波洛·福尔摩斯
新版最明显的改编，大概是波洛个人形象的变化了。无论是74年的版本还是10年的版本（我自己印象中还看过一个最贴近原著的版本，但是死活找不到片源也是奇了怪了），基本都遵循原著中对波洛的人设定位——走话痨流的小胖子绅士神探。
每次见面都要跟人反复强调自己是比利时人；超有绅士精神，无论对方有多讨厌都能耐着性子接梗半小时；特别嫌弃“警犬”式的侦探流，喜欢通过和嫌疑人对话来抓取漏洞信息……保持礼貌也保持距离，第一印象温和无攻击性，软刀子捅人快准狠。
正因如此，才让人觉得波洛是可亲近的，虽然他不能接受谋杀的罪恶，却能从某些人情角度去理解罪犯的心理。这种性格，也给东方快车谋杀案最后的选择给出了可能性。
新版的改编却把话痨流的波洛彻底改造了：处女座式的强迫症习惯，说话直来直往的耿直boy，注重细节证据的推演，情绪波动极大，甚至还会亲自上阵抓嫌犯，身手矫健颇具武力值……这是隔壁剧组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串场走错了吧？
这样的人设变化，导演也许是真的为了观众着想。
阿加莎非常用心地塑造波洛的形象，虽然赋予了一些小情趣，但基本上是典型的英式理性代表（马普尔小姐类似）。但过分内敛、不流露情绪的英式理性，却比较难以引起电影院里追求刺激感的观众的共鸣。
如果按照波洛原有的破案模式，徐徐叨叨地话痨审讯，冷静梳理的情感表达，观众估计早就不耐烦了。
新版的波洛就显得戏剧性多了，会怼人很傲慢还有打戏……想想神探夏洛克的风靡，你就明白大家多吃“古怪侦探身上发生好莱坞式的戏剧冲突”这一套了。
群戏的削弱：打造IP需要牺牲多少？
《东方快车谋杀案》是一出典型的群戏，准确来说波洛都不算主角，他只是解开整个故事的串联线。来自十几位角色各具特色、各含深意的举止、台词、心理活动才是故事的精髓，也才是严密推理的前提。但新版电影显然削弱了群戏的表现力。
除了戏剧化的哈巴德太太、家庭教师玛丽CP，其他人几乎没有独立的戏份，人物形象呈现典型化、戏剧化和标签化的倾向。例如伯爵夫妇就是相当戏剧化的一对，伯爵夫人嗑药成瘾举止轻浮，与原著中身体孱弱苍白的形象大相径庭。
整个问询和证据搜索过程的节奏也很快，少了以大群戏为基础的推理，电影只能将阿姆斯特朗案件的线索早早放出，以缩短推理的过程，波洛那些问询中的小手段和话术，也就难以呈现了。
削弱群戏的目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剧情基本人人皆知，编剧与导演认为无需再做详细的呈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突出塑造波洛的形象，为之后一系列的翻拍埋下伏笔，打造一个金字招牌的波洛IP。例如影片最后就给《尼罗河上的惨案》做了一个正儿八经的预告。
但为了满足系列电影的品牌化打造，牺牲了群戏、修改了波洛的人设，却让整个故事的严肃性被削弱了。
为什么《东方快车谋杀案》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足够震撼，震撼到波洛温和却缜密的英式理性出现了破绽，甚至愿意违背自己一贯的原则去隐瞒真相。
可是新版的改造，既让波洛最后的转变显得突兀，又让东方快车谋杀案变成了波洛人设中的一次“逢场作戏”——下了东方快车，强迫症的毒舌侦探依旧处女座，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案件，自此与东方快车分道扬镳、各不相干。
我更怀念那版找不到片源的电影中的处理：所有角色在尘埃落定前几乎无交流，完全就是一群陌生人，却在波洛慢悠悠地讲述完真相与抉择离去之后，互相沉默着，起身倒了一杯酒，举杯共饮。情感的压抑在一杯沉默的酒中得到释放，因为压抑得足够深沉，也才足够震撼。
故事核心概念的替换：律法-伦理困境 VS 道德认同
新版另外一处大修改，就是删除了对西方法律体系中的十二人陪审团制度的思考，这直接导致了故事核心概念的偷换。
原著中十二人陪审团制度的概念贯穿了全案，嫌疑人之所以选择凑够十二人集体杀人，就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而是在对有罪之人进行审判，为了律法层面的公正，每人一刀、不多不少；
而波洛之所以能够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找出真相，也是因为对“12”这个数字的执着：十二刀致命、车上有十二名乘客（伯爵夫妇算一个整体）涉嫌、陪审团需要十二人方可定罪……
小说留给了读者一个律法哲学层面的问题：当律法无法涵盖所有罪行、无法处罚所有罪犯，私人是否可以代行律法的权力，从伦理认同层面对有罪之人进行刑罚？
如果我们不认可这一点，那么律法的精神是否真的存在，毕竟法律条文的制定不就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吗？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那么法律的严肃性与公正性又如何得到保证，是否人人都可以自诩伦理上的正义而滥用私刑？→大家·推理 |《东方快车谋杀案》：起始人还是终结者
谁又能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能够判断准确，什么样的情境律法才无法涵盖，需要由伦理来顶上？
一个“洞穴奇案”式的律法-伦理困境，在新版的改编中被简单化了，将波洛最后的选择简单归结为一种道德的选择，即“罪无可恕、情有可原”。这种简单，让最后的“抉择”行为显得轻易、突兀又割裂——容易感情用事、歇斯底里地训斥罪犯的波洛，还会思考律法-伦理的困境吗？
那个话痨的比利时小胡子，怀着一颗守护律法的精神，明确揭示了十二人陪审团的杀人逻辑；又念着一丝来自上帝视角的怜悯，并未对道德代替法律的行为给出价值与是非判断。
他纠结而暧昧，在自己原本坚实的信念里露出一条缝隙，神性与人性在最后的抉择里博弈，方是东方快车留给我们最深的灵魂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