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自然不是第一个研究群体的人，但在社会学中发现群体的属性并给予群体属性特征，勒庞自然有其独特性，其对群体的悲观态度也彰显出他在政治上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但关注到群体这一事件，对于整个人文社科领域来说，也是一次“下山”（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用法）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勒庞开始注意到了相较于伟大领袖而言的群体，这对他来说也依旧是“乌合之众”，其阶级特性是十分鲜明的。
1894年，勒庞写作《乌合之众》的年份，这是什么时代呢？是尼采在寻求“强力意志”的时代，是胡塞尔探寻现象学的时代，是弗洛伊德、荣格思考精神分析的时代。同时，这是19世纪的尾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的年代，是工业技术在西方世界得到高速发展的时代，是现代化大跨步的时代，也是哲学家们所说“原子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讨论“群体”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既是对低价值事物的关注，也是对全新群体组合的重视，要知道，在前现代社会中，群体并不是随便的“乌合之众”，每个人都是宗教或者宗族信仰中的一员，发言人的地位与身份决定了是否可信。当然，前现代也并非不存在那种群起攻之的群体，否则攻占巴士底狱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可以说，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体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
勒庞将群体的行为主要与其情绪相连，认为群体总是冲动、多变、易怒、轻信……也许有人会发现，这些情绪特征与以往描绘女性的“歇斯底里”十分相似，实际上勒庞的确认为处于群体中的人是女性化的。由此也可见勒庞在看待群体时的激进与偏狭。可以说，在本书中，群体大都以负面形象出现，他们容易受到鼓动和感染，善于接受简单的事物，不具有分辨能力，冲动易怒，只能根据经验作出常识性的结论和推理，而对于领导者来说，只要能够调动起群体来，操纵他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并非难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买东西的时候要有“托儿”的存在。
纵观勒庞对群体的描绘，在群体中人是没有“自我”的，这在后来海德格尔的“常人”概念中，被拓展为“平均状态”“闲言碎语”等等。不管加塞特和西马学者口中的大众、海德格尔口中的“常人”都隐含了来自勒庞对群体的分析，这也固化了我们对群体的负面认知。但在其他学者那里，比如马克思，就告诉我们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很多大事就是需要这样的冲动才能做的到，办得成。如果说一方面借力于群众，一方面又发展其劣根性，这无异于过河拆桥。群体也好，个人也罢，一定都有其优点有其缺点，又被带节奏的问题就有真正存在的问题，如何面对群体才是真正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