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曾接到某些教授喜弄“侧艳之诗”的举报。蔡先生的回复大概是说，学校只管教授在校内工作时间的表现，只要不把做“侧艳之诗”带到课堂上操练，红墙外何等吟咏均属个人的事。
所谓“侧艳之诗”，用现今的白话，大概属于带有性暗示色彩的侧丽浮艳诗词，旧文人骚客中不乏善为者。能为“艳诗”者，非同凡响，个中功夫自不待言，非今日“黄段子”、下流小调所能比附。冯梦龙等人的明清小说中顺手抓来便是一把。如有好事者进行检测，估计现代技术十有八九失灵，不会出现一个“裸奔”的敏感字眼。但内容的确很“色”，“色”得含蓄而热烈，凄艳而入画，所以“色”成了文学艺术。读一下“三言两拍”里的“艳诗”，或许答案自明。在情爱上着色增华，从惊艳起，步步莲花，声声莺啼，处处春光，此之谓古典“艳”文学？今人已无猎获此种艺术的能耐了，只有张着嘴巴惊艳的份。有人甚至把那首耳熟能详的乐府名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也解读为“隐喻更深的艳歌”，而非“劳动的愉快小调”。因为一条游来游去的快乐的鱼，穿梭于莲叶的东西南北中，“展示了男女欢爱的极乐”，“与中国古老的生殖意象十分吻合”（刘琦 郭长海主编《历代艳歌》自序，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读罢，不由拍案惊艳了！
暂不惊艳所谓的鱼之乐还是莲之悦了。话归蔡校长，把“艳诗”限定在私人领域，不可跨越红墙，走进公共空间。蔡先生在一个传统道德意识极为浓重的民族，文明开化程度不高的20年代，尚能把公德与私德区别开来，足见其思想者和教育家的睿智与胆识。公私边界不明、缺乏公共意识乃国人之积弊，甚为启蒙思想家所痛责。在公共领域内，恪守公德、怀揣公义，不以一己之私好而濡染他人之耳目，乃现代文明所要求。当然，私人世界，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自我陶醉于鱼莲之乐的想像空间中，那是另一回事。“艳诗”不是抽象地可做或不可做，而是理应在哪里做的问题。不可以私德为衡，突破界限、丈量公德。同样也不能以公德为准，挺进私人领域、绳墨私德。两者的剥离，自“五四”历百年有余，今天看来蔡先生的工作尚未功成，同志乃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