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张曼菱先生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仿佛又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之前读陈丹青的文章时，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五四那帮人，单是样子摆在那里，现在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说“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我猜这个例子说的应该是当年傅斯年下令抓捕周作人，周被捕之后拍的吧。我们常常以为，周是汉奸。
这样的看法是有些简单的。
张曼菱说：“当中华民族在‘存’还是‘亡’的罐头，还要来考虑战后选择哪一个主义，哪一个党派，这似乎不是一个青年学生所能够承受的责任”，很多学生应国民党征兵上了战场，后来受到了迫害，这笔账其实秋后算了很久，错了又对，反复重算。算来算去，总有一个大立场，日本是敌对方，历史是不可能给他们平反的。
一个人再有才，立场站错了，那也是错。所以周再有才，最后还是要被抓了起来。“一个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出发点’要找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人要有价值观，有三观。三观要正，才能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说哪个时代礼崩乐坏，其实就是这样，道德的准线有多高，意味着人有多明白。
做事情，往往也是如此。一个人做的事情有价值，是需要基于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做一件事，怎样是对用户有价值的，我们的理念如何，决定了我们会怎样去做。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钱，那我们会丧失人性，我们常常声讨不良商家，像地沟油等等，但我们自己对金钱的追求又何尝有一刻放过了？所谓道德制高点，我常常担心的是，也许我们没有走到饥寒交迫的一步才会谴责我们所谴责的。我很怀疑的是，如果今天我们的条件如80年前一样恶劣，我们究竟会不会人吃人？
陈寅恪在南渡的时候留下两句诗：“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当他们被逼迫走到了昆明，南渡之时一个知识分子所想到的，是历史上之前的南渡，均是在南方待到了朝代灭亡，无法北归，所以喊出了“北归端恐待来生”。如果是我们，我们会如何？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度和胸襟，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缺失的。我们往往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要求别人，但何时能够站在那里，来要求自己呢？我们现在的教育，是缺少如何成为一个人的教育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除了金钱和权力之外，我们是如何评价一个人的，一个人又是如何才受人尊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