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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水平高的教师，沉淀下来的悠久的学府文化，集中了全国应试教育体制内成绩最顶尖的学生，这样的环境的确吸引了很多旁听生。
北大旁听生现象最为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十年代以后直至现在。随着时代前进，北大也朝着二十一世纪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急遽地前进着，无论是学校建设还是学生人数都远非二三十年代可比，旁听生们自然也水涨船高地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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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生存不易、活命要紧，无暇旁顾；随着逐渐淡化的户籍制度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一群体在八十年代以后再度活跃，有人称他们为“偷听生”、“游学生”、“蹭客”、“北大边缘人”。
北京生活成本很高，衣食住行用，样样要花钱，每月的房租和伙食费是两项必需的开支，还有其它的生活日用品消费等。
旁听生们大都经济压力大，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其中种种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唯有自咽。有的只能勉强糊口，遑论什么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他们坚守在北大，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自诩为“精神上的贵族”。
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浮躁社会，还有多少人真正的热爱学术、追求真理？而从全国各地涌向北大的旁听生们，大多是一些勤奋坚忍、志气不凡、一心向学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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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北大旁听生主要有三大类：高校学生、各类考试族、游学深造者。以自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为主的庞大考试族，这类旁听生主要利用北大的名师资源、学习氛围和众多培训机构。考研群体规模最大，为了考研，他们从全国各地涌向北大旁听。
在北大旁听的第三类游学生一族已成为一个显眼的庞大群落，游学的旁听生人数有多少？从来没有过确切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而他们却更喜欢自诩为“精神流浪者”、“精神上的贵族”。
这一群体各色人等横跨各个年龄段，从十八九岁到年近七旬，他们中有低学历的中学毕业生、种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残疾人士、流浪诗人、艺术家、打工仔、商人、作家、教授，甚至还有村妇、僧人，真可谓是“三界五行，妇孺僧俗，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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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游学者，这个交织着苦闷与希冀的旁听生群体，在未名湖畔，他们因不满老家生活，抛离故土、脱掉原籍。
为了追求真理，获取真知灼见，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北大，恋恋地住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更长。
在这个精神的国度里，他们做了物质短暂的情人和精神上永久的王，一边过着寒酸不堪的生活，一边却感知着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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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酷爱文学，少年时代即走上文学道路，十年前的2001年夏，恰是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因了对文学的狂热，极热的血在我年轻的心田沸腾，“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这江南少年，以梦为马，做了远方忠诚的儿子。
我猛然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背井离乡，将那曾风日里长养着我、仅八九户人家的赣南山区偏僻小村放诸回忆，毅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了，独自跑到北大旁听求学，成了一个“无根”的北大边缘人，经历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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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十八岁的心路历程，虽经过十多年风刀霜剑的岁月催逼，依然记忆犹新，“北大是我人生中不能不圆之梦，是实现我成为作家的文学梦想里关键一环。”
我在北大中文系旁听求学，在当时那样万分艰难、无比困苦、三餐不继、居无定所的漂泊境况中，足足有四、五年时间，我日日夜夜地呆在北大旁听求学，在生活上往往困窘到了极点，我几乎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是这里蹭一顿，那里混一顿，有时候做各种各样的短暂兼职，用来养活自己的同时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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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月，我往往背着厚重的书包，抱着一摞报刊书籍，塞着耳机，独自走过燕园那纵横交错、密如蛛丝的林荫小径，逃离人群、倾心于自处，喜爱阅读、热心写作。
我顽强地求学，执著地与命运抗争，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艰辛，我的北大旁听生涯混合着感伤、忧郁、浪漫的青春气息与完美的理想主义……
待到第五个春节，我方首次踏上南下的隆隆列车，与时在北大历史系就读的老乡蒋英林一起结伴还乡，然而，在父母亲昏默的眼中，我已经从一个稚气的文艺少年成长为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文艺青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