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形成了“四个自信”的完整体系。文化自信，是指国家、民族、政党以及个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把握、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念。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中共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也是应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必然要求。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其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如何坚定文化自信，这是我们要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就流淌着自信的特质，而亚圣孟子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在坚定文化自信上，两千年前的孟子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习孟子坚定文化自信，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孟子文化自信的表现

在群星闪烁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活跃的黄金时代。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在诸子百家中以雄辩著称，不论是游说诸侯、与各家争论，还是教育弟子，孟子的言行总是充满自信。孟子的自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捍卫与弘扬儒家思想文化，二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三是坚守“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而这三者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自信。

（一）捍卫与弘扬儒家思想文化尧、舜、禹、汤、文、武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能君王，他们的治国理念、道德品行、礼乐制度等等都是儒家极为推崇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可以说，儒家追求的就是以古代先贤为代表的“内圣外王”理想。孟子相去孔子约一百八十年，他的愿望就是“学孔子”。在孔子后学中，孟子最能领会与继承孔子的思想精髓，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因此被后世尊称为“亚圣”。比如，孔子把“仁”解释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即仁者爱人，而孟子却将“仁”与“民生”结合，发展成为“仁政”思想。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如何施政，孟子回答：“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孟子以周文王治理岐地为例，劝告统治者要仁民爱物，并具体提到了关于税收政策、用人制度、市场管理、资源开放、法律法规、社会扶助等方面的政治主张，这些都是孟子对孔子仁学思想的深化。再比如，自古代圣王先贤以来，“仁义”“孝悌”“忠恕”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孔子有关道德的思想为基础，孟子进一步提出“性善论”。他以“水之就下”比“人之性善”，为道德培养奠定了哲学的依据，不论是君王、大臣还是庶民，只要能像圣人一样保持本性和加强道德修养，人人皆可成为圣人。孔子是至圣先师，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儒家思想遭遇到其他学派的抗衡，变得不大盛行。孟子认为，各诸侯以争王为是，百姓罹受天灾人祸苦不堪言，这一切皆是由于圣人之道的衰落。面对儒家思想的冷落境遇，孟子愤慨不已，对其他学派大加挞伐，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当时，儒、道、墨三家学说影响最大，在孟子看来，杨朱“以己为贵”是不敬重君王，墨翟“爱无区分”是不尊重父母，这些都违背了圣人之道的“仁爱”和“礼制”。面对充塞天地的淫辞邪说，孟子自觉地担负起“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的使命，与其它学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孟子也由此赢得了一个“好辩”的称号，但他本人却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而他不得不四处争辩的原因，正在于维护以圣人先贤为理想的儒家思想文化。

（二）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思想内涵和实施方案。首先，政治上提倡尊民爱民。孟子认为，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决定因素在于能否赢得民心，即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因此在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时，孟子还力劝统治者听民情重民意。例如，孟子认为，君王在破格进贤时不能轻信左右的亲近和在朝官员的进言，而应当以百姓的评议，即以“国人皆曰贤”作为参考标准。同理，在决狱用刑时要采纳百姓的意见，即“必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而杀之”。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时也要体恤民情，因此当齐宣王用羊替换牛举行祭祀时，孟子引导他要将仁爱之心推及百姓。其次，经济上提倡富民利民。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战国时期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对此孟子主张通过法定化土地政策以达到“制民恒产”的目的。

百姓有了可耕之地，则“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就能保障其基本的生存权利。在拥有土地的前提下，孟子还提出了一系列藏富于民的观点。比如，“勿夺其时”，百姓可遵照时令深耕细作；“薄其税敛”，减轻百姓的纳税负担；在遭遇荒年时君王还应当解仓廪、开府库，与百姓共渡难关。再次，文化上提倡教民导民。战国时期，官学与私学并存，孟子是出色的私学教育家，但是教化百姓与私下讲学不同，其责任主体在朝廷。孟子认为，让百姓吃饱穿暖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前提，但若止步于此，则治下的百姓与禽兽无异，让百姓明伦理、讲道德、识文化是施行仁政的更高要求。故而在游说滕文公时，孟子要求他“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即在地方建立学校，让百姓可以有受教之所。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繁，各诸侯都企图消灭其他诸侯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各诸侯常常启用一家之说，以图富国强兵，战胜别国。对诸侯而言，短期内富国强兵才是当务之急，孟子的治国理论听起来很理想，但执行起来不仅问题重重，甚至还会在短期内造成国贫兵弱，这将不利于成就王业。所以孟子虽然享誉中原，但他的学说却不受重视。但是，孟子坚信自己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于百姓有益、于国家有利，自信地喊出了“欲平治天下，当今天下舍我其谁也”的口号。正是因为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孟子矢志不渝，能不辞辛劳地在各诸国奔走呼号二十载。

（三）坚守“大丈夫”理想人格孟子极为重视人格修养，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人格修养上，孟子是一个坚定的苦行者，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正是严格地坚守和践行这一标准，孟子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并自豪地喊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主张的人格修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待权威自尊平等。在封建社会，人的精神被专制主义奴役，成为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的“臣民”。然而，孟子奉行独立自尊的侍君原则，他认为，君臣地位不同、贫富悬殊，但二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并且真正受人敬重的是仁义道德。所以，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在诸侯面前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帝王师气派。孟子更进一步大胆地提出，臣子的忠心取决于君王待下的做法，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并且当君王不信任或残害臣子时，臣子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开。其次，获取名利取之有道。孟子不讳谈名利，也不拒斥钱财，但前提是必须遵循“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正是以“道”作为行为准则，孟子坦然接受了宋王赠与的盘缠、薛王赠与的兵器，但却拒绝了齐宣王的官邸和厚禄。孟子正气凛然地说，“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齐宣王“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自知，齐宣王无故以厚礼相赠不过是为了贤德的空名，他既不信服自己的思想，也不会施行仁政，豪宅和厚禄都是贿赂自己的手段，因此孟子断然拒绝。再次，追求理想奋不顾身。孟子身处乱世，却志存高远，始终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孟子的格言是“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儒家珍视生命，但人之生死与社会道义时有矛盾。孟子认为，一旦生命与正义事业发生冲突，人应该勇敢地为后者献身。正是以“义”作为价值导向，孟子将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献给了理想事业，他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在诸侯列国宣扬圣王之道，甚至不顾安危，直面暴君犯言直谏。观其一生，孟子屡遭隐士讥笑，不为世人理解，也不受当权者重用，但他却愈挫愈坚，无怨无悔。

二、孟子文化自信的启示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孟子身上完全没有软弱媚骨的特点，他气宇轩昂，论辩滔滔，显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人无自信不立，党无自信不兴，国无自信不强，学习孟子坚定文化自信，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守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在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一直领先世界，许多域外国家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学习文化。直到清代乾隆时期，英国派出外交官来到中国，要求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清政府还以“中国乃天朝上国，无所不缺”为由拒绝了。但是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学习文化，渐渐地，社会上兴起了一种文化自卑的心理。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从“文化复古主义”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盘西化”。例如，有的人提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方能救国，就连汉字也得废除，要改用罗马字、拉丁文、世界语。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华传统文化已遭到了极大破坏，而其剩余部分也正经受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考验，许多古籍古迹被损毁，许多传统工艺已失传，许多习俗信仰已遗失。时至今日，文化自卑的心理在国人身上依然存在，一提及西方的就是高级的、先进的，一说到中国的就是低级的、落后的。比如，有的人外语学得很好，但是大量汉字不识，写起字来错别字满篇；有的人熟读外国文学作品，但对中国的文言文、诗词、经典名著似懂非懂；有的人崇拜外国名人，但却对中国的历史英雄一无所知，甚至肆意污蔑抹黑……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形成了内容广博、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其绝大多数是民族智慧的精华，孟子的“民贵君轻”“舍生取义”“反求诸己”“与人为善”等观点皆属其例。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对此我们应引以为豪。正是因为有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引，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起反抗，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迫害，继而又埋头苦干、奋起直追，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打压，中华民族得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将之提升为“文化基因”“文化血脉”“精神命脉”。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4]在当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我们能看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谈尊民重民，习近平总书记说“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这句诗出自明代诗人于谦的《咏煤炭》；谈干部修身，他又引用《尚书》里的“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在完善全球治理上，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在“天下一家”“亲仁善邻”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学习孟子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的智慧营养，另一方面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不断贴合现代人的审美、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恒久不衰。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不仅输出商品，也输出文化。我们一方面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同时也要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侵蚀，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正如印度国父甘地所说，“我希望世界各地的文化之风都能尽情地吹到我的家园，但是我不能让它把我连根带走”。

（二）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夏商周时期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荀子的“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到西汉贾谊的“以民为天”，无不闪耀着仁人圣贤民本治国的思想光芒。纵观中国古代史，大凡以民本治国的朝代均成就了一代盛世，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明朝的“永乐盛世”等等。汲取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结合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特色与中国实际，我国确立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其核心要义就是执政为民、为民谋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成功，反之，我们的事业则会遭受挫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带领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同时我们大力开展扫除文盲的教育工作，积极防治天花、霍乱、血吸虫病、鼠疫、麻风等疾病，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

然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国民发展总任务搁置一边，我们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急速倒退，整个国家陷于崩溃。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始终都把人民至上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准则，从邓小平的“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判断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江泽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正是因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两大奇迹——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是指人民群众在收入上的不平衡，更是人民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法治等各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当下及未来，我国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以解决这一矛盾为目的，使中国人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越来越丰富，精神生活上越来越充实，在社会保障等方面也越来越满足。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显著优势，而每一个优势都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的问题是发展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人民至上既是一种政治理念，也是一种精神信仰，我们要像孟子一样，坚定不移地守护，持之以恒地贯彻。

（三）培育有理想高素质的国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发图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现如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这一梦想的实现需要无数有理想高素质的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所谓有理想，是指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所谓高素质，不仅是指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更是指过硬的道德品质。当前，在社会生活中，违法乱纪、扰乱社会秩序、不讲社会公德的个人行为依然存在，比如偷税漏税、网络暴力、贪污腐化、制假售假、乱丢垃圾、不遵守交通规则、吃自助餐浪费、泄露个人信息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前一些社会成员“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民都不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为了谋求私利和贪图享乐而罔顾党纪国法、损害他人利益，那么中国梦的实现步伐将会滞缓，甚至停顿。因此，培育有理想高素质的国民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大工程。人格修炼是一场艰苦的旅行，孟子坚守精神的文化高地，对我们加强道德自律、提升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孟子追求的理想人格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在当下，我们要坚持和践行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个层面的内容，它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培养什么样的国民这三个重要的问题。其中，个人层面的内容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是每个人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和根本道德准则。从价值追求来看，爱国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服务人民、奉献国家，同时，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安身立命、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决定了一个人的事业能否成功、生活是否幸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坚守精神的文化高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积极培育和践行，成为有理想、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以民为本”“人性本善”“舍生取义”等思想都是儒学文化的精髓。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一百多年的近代苦难辉煌史，还有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精彩奋斗史，在这过程中我们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以及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含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源于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不忘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自己将往哪里去，因此坚定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铭记历史并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要像孟子一样，落实到自己的言行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捍卫者和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