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由于在鲁国已经无法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于是就离开了鲁国,开始了14年的周游列国。就在这十四年中,孔子得知了自己的天命。在孔子知道天命以后,他就不断地去寻求从仕的机会,也不断地去修炼自己的内在仁德,推行仁政,恢复礼乐制度。孔子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天命,甚至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也不忘自己的天命,依然坚守道。孔子在卫国没有受到重用,对国君也失望了,但是依然受着天命的影响,继续去寻找可以从政的机会。孔子到了郑国以后,有人说他是丧家狗。那么离开卫国之后,孔子的道路如何呢?“天命”与“丧家狗”有什么联系呢?
孔子由于对卫国已经完全失望,没有可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舞台了,只好无奈地离开了卫国。孔子离开卫国以后就到了曹国,不久,就又离开了曹国到了宋国。到了宋国之后,就与弟子在大树下学习礼。然而,宋国的司马桓魋竟然要杀孔子!他叫人把孔子与弟子们学习礼仪时在的那棵大树砍了,孔子只好离开了。弟子们告诉孔子:“老师,您可以快点走了。”孔子说:“上天将仁德置于我,桓魋又能把我怎么办?”宋国的那个司马桓魋为什么要杀孔子呢?孔子原来和他无冤无仇,孔子也没有得罪他啊,那是因为桓魋害怕孔子当官以后夺了他的政治地位。但是这不是孔子故意的,司马桓魋本来没有做什么大事情,只是控制着权利。孔子如果上任,肯定会做出很多对国家有利的举动,而且本身就熟知礼乐,不知不觉国君就会冷落司马桓魋,司马桓魋从而丧失权利。孔子下面又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德”就是孔子所熟知的仁心、仁德、礼乐制度,孔子推行仁政就要通过礼乐制度,孔子又说这是上天赐予我的。“上天赐予我的”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就是孔子的天命,这种天命也是孔子主动想去做的,而且孔子是主动去承担的,身上肩负着这个使命,孔子就是使命在身的人。
后来孔子又到了陈国,先住在了一个地方官的家里,孔子也想从这里实现政治理想。一年多过去之后,吴国攻伐了陈国,取了三座城市后离去。孔子又在陈国住了三年,️又遇到了晋国与楚国的争霸事件,两个国家共同攻伐陈国,而且不消停的吴国又开始打陈国了。陈国经常被攻打,孔子只好离开了陈国。陈国是春秋时期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不是他经常惹事,是因为他太弱了,不仅地处大国之间,还是一个战略要地,国内很不安宁,忧心仲仲。孔子离开陈国,不仅是因为战争,孔子在陈国是无法推行仁政的。这时候陈国上下兵荒马乱,就算是当了官,有什么作用?当下应该最解决的问题是陈国的战事问题,而孔子是要推行仁政、恢复礼乐制度的,不可能马上解决,国君也肯定忙不过来。有人可能会说:孔子的外交能力不是很强吗?齐国那样的大国都能让孔子震慑,更何况现在这些国呢?但是周围都是些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孔子应付得了这个不一定能应付得了那个。再想一想孔子的理想,如果孔子去解决武的问题,不就与自己的理想矛盾了吗?孔子因为无法实现理想,只好离开了陈国。孔子这次离开陈国与之前的离开卫国也是不同的,离开卫国是因为对国君完全失望了,陈国还是非常认可孔子的,但是因为长年的战乱,孔子只好离开了。孔子在一个地方实现不了理想,就去另一个地方,他不会放弃他的从仕之路,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但是很多国家都难以接受孔子的思想,厌弃孔子的国家越来越多,孔子做官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但孔子还是会坚守天命,推不了仁政、恢复不了礼乐制度就不罢休。
后来,孔子与弟子们到了陈国与蔡国之间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绝粮了,弟子们不是站不起来就是生病。孔子在这个时候还在给弟子讲学,子路就特别生气,对孔子说:“君子难道还有吃不起饭的时候吗?”孔子答道:“君子在穷的时候还会坚守自己的内心德行,小人穷的时候就会胡作非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子路现在对老师非常不满,甚至开始质疑老师的观点了。但是子路是从天下庶民、功利主义原则的角度去思考的,孔子是从君子的角度去思考的。孔子一直没有能推行仁政、恢复礼乐制度,这就是他的贫穷(同时也包括现在的吃不起饭,精神意义上的贫穷),孔子的志向一直都没有成功,但是他还会继续推行,不会想其他歪点子。弟子子贡也对老师有一点“建议”,他说:“老师,您的道理真是大到级点了,所以天下人就都不能够容受老师,老师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些?”孔子说:“端木赐(子贡的名字),有的农夫善于播种,但是不一定好收成,好的工匠有精巧的手艺,但是作品却不一定能够合人的心意。君子能够修炼他的道术,就像织丝结网一般,先建立最基本的大纲,再依次梳理结扎。不一定能与合于当下,但是如果你又不去修炼自己的道术,反而要降低给自己的要求,端木赐,你的志向就不远大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子贡是想让孔子把要求降低一些这样的话,可以让天下人更容易、更好接受孔子。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假如一个商品太贵,就需要进行降价,进行降价才可以卖得出去(因为子贡经常经商),但是这不能和孔子的理想同日而语啊。孔子已经把内在的德行人的修炼好了,现在他正在外推仁心,再推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重重磨难。修不修自己的德行取决于自己,而外推时是否被接受是取决于别人的。所以就算是别人不接受,自己也要坚持内在的原则与德行,不能为春秋时期的丛林法则而降低标准,要继续修炼德行,要看到天时、地利、人和,按现在的情况,外推不了才是真正的君子。虽然不接受,但还是要继续推行,同时也不能降低标准,那样的话就不是正人君子了。儒家正因为这样的品质,在中国的精神方面就成为了一盏“夜灯”。
现在的孔门遭遇到了内部的人心不统一,而且自己的道很不容易让人接受,人心也特别不安,又在陈蔡之间绝粮了。然而,就在这之间,弟子们明白了孔子的真心目的,同时更衷心的追求孔子。
后来孔子又到了郑国,结果与弟子散失了,孔子就一个人在郑国的东城门立着。郑国人对他的弟子说:“东门有一个人,她的额头特别像尧,他的脖子特别像舜,他的肩膀特别像子产。然而他的腿却没有大禹的三寸之高,长得真像一个丧家狗似的。”后来弟子们找到了孔子,子贡把郑国人说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笑了笑说:“那人说我的形状是没有说对的,说我长得像一个丧家狗,这可是说对了呀!”孔子为什么说自己长得像一个丧家狗?难道孔子真的像一个丧家狗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就是无家可归的、没有温饱、没有安全的流浪狗,而孔子所说的丧家狗是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丧家狗是不同的。孔子所说的丧家狗首先不是狗,是人,而且孔子所说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是内在的精神家园的“丧家”。孔子由于一直实现不了他的理想,也就是丧失了他内在的精神家园,推行不了仁政,恢复不了礼乐制度,一直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地方。孔子也一直在寻找可以实现理想的国度,他失败一次,就去寻找一次,再次失败,就再去寻找,一直生生不息的推行,永不放弃。
孔子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实在推行不了可以不用做呀,那是因为孔子已经将这个事情作为了自己的“天命”,推行仁政、恢复礼乐制度是孔子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去做的事情,有使命在身,肩上承担着重任。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内在的仁心、精神力量没有被压垮,坚定的使命感不断在召唤孔子。其实说是上天召唤孔子,不如说是孔子自己召唤自己,他已经将上天的使命转化为自己的精神使命,坚定的信念致使他不断去发展、推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孔子的天命,也是天命真正的意义。